从形式回归走向实质回归——对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再思考

以《民法通则》的颁布为标志,从立法上宣告了我国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婚姻家庭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私的关系,无论是从婚姻法的角度还是从民法的角度,都可以得出婚姻法属于民法（私法）以及民法（私法）包含婚姻法的结论。长期以来,婚姻法向民法的回归仅仅停留于形式,由此制约了婚姻法学的纵深发展,也妨碍了私法体系的统一完整。在法典化的背景下,实现婚姻法向民法的实质性回归,是关于婚姻法与民法关系的唯一正解,也是制定具有逻辑性、体系性和科学性的中国民法典的必由之路。     

对《律疏》中数处律义之解读——管窥法典化律条之间严密的律学联系

唐代永徽时当朝的一批律学精英奉命為《律》编写《义疏》,编写的目的主要是為解决司法实践问题,疏文对律及注的解释,基本都非常详尽规范,体现了唐律在制订及解释上高度法典化的特色。现选择其中数处,即妻殴"大功尊属"、奴娶良人入籍為奴、受寄者成为主犯、问事打死人、"自理诉得脱"、奴贱流刑不言等级、"不合偿死"、伤、"姦父祖妾"、"于"义之法例,作为引子,以共同探索法典化的唐律其律条之间内在的严密的律学联系。     

辅警犯罪认定难点及解决方法

我国法律对辅警主体地位的规定长期缺失,辅警管理制度的混乱,导致在现行体制下辅警身份尴尬、角色错位,甚至造成实践中辅警犯罪后适用刑法规制出现较大争议。我国应以辅警的客观现实出发,规范辅警的制度管理以明确的辅警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义务,并在此基础上适时修改《人民警察法》,从法律层面确认辅警的法律地位,从而根本解决刑法对辅警"渎职"犯罪的认定难点。     

从关系契约解读劳动关系的特性与制度

关系契约理论解释了劳动关系的多重属性,以新的解释视角克服了古典契约论的缺陷.虽然契约始终是劳动关系的本质属性,但劳动关系是一种长期契约,具有不完全性,选择、交换和未来意识共同交织于一体,关系规范、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共同调整着劳动契约.用关系契约解读劳动关系,能够更加理性和客观地界定劳动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为劳动法律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被离婚”案件如何做好行政诉讼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我国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着力构建多元化监督格局,注重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有机结合、纠正错误裁判与纠正违法行为相结合,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在行政诉讼中实行法律监督仍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摸索。为此,本刊与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遴选一起"被离婚"案件,共同邀请有关专家,对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     

格式条款内容规制的规范体系

在规制合同内容的规范群内部存在着体系化的分工。格式条款内容规制规范不能适用于核心给付条款。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机制通常虽不能作用于附随条款但却能作用于核心给付条款。这并不意味着核心给付条款就不受法律秩序的规制。对于不当合同的介入，通常需要合意度低下和均衡度不足两个要件的合力。合同法第40条的意义，在于将所有利用格式条款之情形的合意推定为程度较低的合意。如此一来，在对格式条款作内容规制时，便不再需要举证合意度的低下。     

专业化与体系化结合的美国知识产权服务业

高度发达的美国知识产权服务,为美国保障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促进创新获取竞争优势提供了有力支撑。与高速发展的知识产权事业相比,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还停留在较为初级的阶段,难以满足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本文认为应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业,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效支撑。     

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从某环评批复行政复议“后语”说起

从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环评批复行政复议决定案来看,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在执法实践中具有广泛存在空间和必要性。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的法理依据是警察权力理论和情势变更原则、利益衡量原则。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包括公益促进型和损害防止型两类。对于前者,行政许可机关应当给予补偿;对于后者,则无需给予补偿。据此,单行法中有关被许可人不符合许可条件的规定应进行修改,同时应在《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中引入非处罚性行政许可中止制度。     

法治文化视域下高校腐败探析

文化决定法治,高校腐败治理措施需要从法治文化的高度来探寻路径.防治高校腐败不仅需要从完善制度建设、监督体系和民主参与等显性法治文化的角度入手,更需要隐性法治文化的培育,进而确立高校师生对法治的信仰.通过显性法治文化和隐性法治文化两方面有机融合,使高校腐败被彻底消除.     

我国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方式的类型化分析

虚假诉讼问题涉及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制度等复杂问题。现有研究没有脱离微观的具体概念、制度规定,较少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进行探究。本文试图引入新的研究思路,从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方式出发,用时间标准进行梳理,区分“法院是否赋予第三人参与诉讼机会”和“第三人是否实际参加诉讼”来进行类型化研究,探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虚假诉讼受害人的救济缺陷,寻求完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