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供给科学化: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新思路

当前中国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交通拥堵现状,"出行难"成为困扰政府与市民的一件大事。理论界对拥堵的成因进行了研究,实务界从增加道路供给、引入需求管理、强化限制等方面采取措施对拥堵进行了治理。然而,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城市交通拥堵的窘境依然没有被突破。把交通拥堵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理解,着眼于从公法学理论来思考,只有在制度供给方面坚持全面性与适度性,遵循法治性与可行性,体现民主性与公平性,恪守回应性与稳定性,才能促成治堵取得实效。     

略谈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中的鉴定制度

鉴定结论作为我国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之一，前不久出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其进行了由“结论”到“意见”的修改，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讨论。草案中鉴定制度的完善具有进步意义，但还存在着启动模式矛盾、出庭制度过于原则化的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借鉴各国文化立法的经验完善中国特色的文化立法体系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法体系,可以借鉴世界文化强国立法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从比较法角度来看,以美英为代表的市场成长驱动模式,以韩日为代表的政府战略驱动模式,以德法为代表的混合驱动模式的立法经验,有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的基础。完善我国文化立法体系及其立法模式选择,要以"文化强国"的新思路,结合《决定》、《纲要》确定的文化发展规划,走特色化、差异化的文化立法发展之路,构建以文化基本法为核心,文化促进法为基础,涵盖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交流与文化安全的文化立法体系。     

《文化发展促进法》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法律保障

我国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一样,需要以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为基础、作指引、划方向。文化发展促进法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提供法律保障。《文化发展促进法》的核心内容是要将《决定》、《纲要》确立的文化发展繁荣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以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手段,以确立法律权利、法律义务的方法,增强全社会的文化发展观念、文化法制意识;同时,通过法律规范的鼓励、倡导和形成作用,将我国文化建设中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的职责、权利、义务,合理确立、依法规范,完善文化法律体系与结构。     

当代经济中典权制度之重构

虽然现在的物权制度并没有明确规定典权,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物利用形式的多元化,"典"有了新的发展空间,典当行的兴起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尽管"典"在法律上的确定仍有争议,反对的观点多是集中在典权制度固有的缺陷上。在此从典权制度的设计入手,浅析怎样进行典权的科学设计才能即适应了当代经济的发展,又传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化。     

论共同过失行为——以一起过失致人重伤案为视角

共同过失行为在实践中是屡见不鲜的,由于立法的不完善,解决此种行为是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以一起过失致人重伤案为视角,对共同行为之"共同"的定性上主要有犯罪构成说和行为共同说,比较两种学说后得出这里的"共同"更多的是行为的共同。但是,光有行为的共同还不足以说就成立共同犯罪,还需要满足行为人主体资格和共同的注意义务这两个要件,这种共同行为才可能成立共同犯罪。     

“曲意释法”现象批判——以刑事辩护制度为中心的分析

新刑诉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是,理论上仍然要警惕"曲意释法"的现象。所谓"曲意释法",即公、检、法机关利用其解释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话语权",故意违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曲解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内涵,对刑事诉讼法作出有利于自己却不利于辩方的解释,以扩张自身权力并压缩辩护权行使的空间、抑制辩护权的行使。"曲意释法"现象在司法实践中的客观存在,将会极大地减损、抵消甚至架空此次     

解读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进行浅析

近新颁布的《刑诉修正案》首次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立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大进步,它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于人权保护措施的具体落实。它将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权对抗国家司法机关,维护其基本权利。然而,只在《刑诉修正案》证据制度章节中添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一言具体该怎样适用还有待商榷,它如何充分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也还需要进一步在制度和实务上做出规范和进行完善。     

论民事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界定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的规定过于概括,造成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新证据的界定有不同声音。在实务界,法官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界定民事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浅析了再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所引起的消极影响、民事再审程序中新证据界定的原因与意义,并对界定民事新证据应考虑的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索。     

浅谈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民意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一个敏感而又重要的话题。民意对刑事司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某些层面上又会对司法起到消极的妨碍作用。因此现阶段,我们既要尊重民意,又不能轻信民意,民意介入司法应该正当有度。本文试通过"平顶山天价案""许霆案""邓玉娇案"作为引子,然后分析民意与司法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如何正当处理民意与刑事司法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