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治督察的量化评估：功能异化与体系应对——以X区经验为例

自2019年全国开展法治督察工作以来,X区结合法治督察制度与量化评估方法,形成一种法治督察量化评估机制,其融合“定量分析”“定性评估”与“定期督察”的方法优势,在指标设计方式、评估主体的设定模式以及多元评估手段方面业已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试点经验。结合相关试点经验发现,地方法治督察量化评估的功能异化反映在地方政府督察的单方主导性、自上而下评估方式的局限以及评估内容的形式化倾向方面。然而,地方法治督察量化评估的真正功能,一方面,应聚焦于反映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问题,而非将结果作为衡量地方“法治GDP”的竞争性指标,直接同地方政府工作绩效关联;另一方面,要具备对地方法治建设的纠错功能,以便调整不同阶段的法治政府建设任务。据此,未来理应正确理解法治督察量化评估对地方法治状况的反馈作用,逐步剥离量化评估结果与业绩考核之间的利益关联。宜兼顾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要求,保持法治督察量化评估结果的相对中立,反映法治督察的地方化元素。重视法治督察的公众参与,关注社会反馈效果。     

法定逮捕要件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从前提、程序、实质三个要件入手加强对逮捕适用的程序控制。实践中,对于检察机关因忽视“犯罪嫌疑人在案”这一隐性的逮捕前提性条件而导致的“空捕”现象,应明确其为非法逮捕。在逮捕的程序要件上,检察机关应当立足于责任担当,自觉将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逮捕的必备程序要件,未经讯问,不批捕。在逮捕的实质要件上,应明确必要性要件之地位以及其与社会危险性要件的关系,对实质要件坚持“四要件”体系,即：(1)证据要件;(2)刑罚要件;(3)社会危险性要件;(4)必要性要件。至于迳行逮捕,其社会危险性是法律拟制而非推定,之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亦无法推翻,只能从合法性角度展开羁押必要性审查。     

论刑法解释目标的理论基础与现实抉择

刑法解释的目标是通过对刑法规范的解释所应达到和阐明的法律意蕴,其既是解释的理想境地,亦是评判解释结论的标准,直接决定着刑法解释的总方向。学界在解释目标的确立上历来存在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的论争。不同的学说有着殊异的缘起背景与理论根基。基于立法原意的模糊性和不可探明性,客观说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相符性,加之刑法文字含义的开放性和变动性,在我国现有的国情和解释体制下,客观说应是合理的刑法解释目标。     

侦查阶段会见权司法实务状况评述——兼论会见权利的理论与立法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会见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着会见不完全常态化,落实形式化的问题。这一司法实务现状反映了当前我国立法所依据的理论在价值平衡、会见权属的明确方面都有所欠缺。会见权的改进,需要在法律以及地方规定层面双管齐下,在运作细节的规范上要兼顾平衡侦辩双方的利益,并确立双向的会见权属制度。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体系发展研究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取得长足发展。本文主要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为依据,将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体系的发展历程划分为摸索起步、逐渐恢复、初步确立、稳步发展、形成体系五个阶段。在对其发展特征进行归纳总结后,发现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体系存在法律保护体系不健全、法制教育不到位、综合治理统筹协作力度不够、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据此,未来我们应以完善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为重心,将未成年人思想和法制教育作为重要抓手,积极调整相关部门综合治理协作步伐,畅通未成年人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促进未成年人权益保障体系不断发展。     

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差异：量差说的辩护与拓展

“质·量差异”理论原本是形塑行政罚与刑罚关系的立法政策理论，若作为解释理论框架，应当先明确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实在法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背后的立法理念。行政犯的规范结构以及“行刑衔接”的制裁模式，反映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确是一种量差关系。量差格局的出现，根源于立法者采取的量差立法理念，即根据行为轻重不同“阶段性”地分配力度不同的两种处罚。具体到应用层面，量差说具有限制行政犯成立范围的“双向”解释机能，一方面明确行政犯的限制解释方向，另一方面明确应当根据行政犯的构成要件来反向制约行政不法的构成；而且，结合犯罪论的基本原理，还可以发现量差说具有树立理想的行政犯类型的立法指导机能。     

城市安全的死角——浅析小区宽带网的安全隐患

20 0 1年宽带网建设热潮消退后 ,各已建成的小区宽带网络普遍存在安全隐患 ,尤其是在小区宽带网内普遍存在信息泄漏现象 ,绝大多数小区网内没有网络管理的设备与专业网管人员。应建立从管理机关审批到小区用户网络安全教育的一整套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