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从宽的制度构建

一、坦白从宽制度构建的动因。坦白从宽是指对于如实交待自己罪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量刑上给予从宽处理。在我国，坦白从宽不是一项法律制度，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均无坦白从宽的相关规定。仅就“坦白”而言，刑事诉讼法中倒是有所体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此处的“如实回答”便可理解为坦白。从该条规定来看，坦白是一种义务。因为在法律中．“应当”是与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应当如实回答”排除了不如实回答的权利。     

论“坦白从宽”的法律化

本文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悖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侦查破案用政策,审判处理难兑现”的困惑,以及在沉默权制度冲击下法律界和舆论界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质疑,试图结合实践与理论,为“坦白从宽”正名,探讨在我国建立坦白从宽的法律制度的意义,引导法律立足现实的价值取向,实现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最佳效应。     

"辩诉交易"的国际立法现状与我国刑诉程序中相关制度的完善

辩诉交易制度是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种刑事诉讼程序 ,目前其因素已为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在分析辩诉交易的起源及当前国际上的立法状况基础上 ,可以比较我国相关刑事司法制度即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坦白从宽”刑事政策、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 ,并借鉴辩诉交易加以完善之。     

重新审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本是一句带有浓重阶级斗争色彩的政治口号,文革期间就颇为盛行。文革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被以政策的形式在司法领域沿袭,无数司法领     

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 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程序效应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在我国实行多年的刑事政策。刑法学界往往将其视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组成部分,而诉讼法学界则更为关注这一政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是个历史错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是一句带有浓重阶级斗争色彩的政治口号，“文革”期间颇为盛行，成为批斗“阶级敌人”的武器，无数冤假错案就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中发生的．     

试论沉默权在我国面临的制度障碍和价值困境——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存废之争说起

沉默权自20世纪90年代成为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近期轰动全国的"郑筱萸受贿案"中的被告人一审被判死刑的消息再次引起了对"坦白是否从宽"的激烈探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也受到了质疑。本文正是从该政策的存废之争谈起,试图从该政策背后的制度背景和价值理念来分析引入沉默权在我国面临的困境,旨在从法律移植的有效性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浅谈沉默权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几个相关规定

是否确认沉默权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对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相冲突的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而且也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程度。笔者通过本文,对在中国建立沉默权的几个相关问题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为坦白从宽正名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依据坦白从宽刑事政策解决了许多法律问题,该做法实质上违背了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随后,国家试图将坦白从宽纳入刑事实体法中,但并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坦白从宽法律化问题。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坦白实质上就是刑事自认,坦白从宽实质上就是刑事程序法中的自认制度。认识坦白从宽的程序本质,将其纳入程序法,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坦白从宽的规范化、法律化。     

“坦白从宽”立法的必要性与立法建议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一项十分重要的刑事政策。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政策不兑现问题,严重影响打击犯罪和对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护。当务之急是解决坦白从宽的立法问题。坦白从宽立法是弥补刑法的结构性缺陷,完善从宽政策体系的需要;是从根本上解决政策不兑现问题,维护国家刑事政策权威的需要;是适应打击犯罪形势的发展,提高侦查效率、节约侦查资源的需要;是与拟议中的沉默权制度配套,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平衡的需要。在立法中应将悔罪态度作为影响量刑的因素之一;将坦白由量刑的酌定情况提升为法定情节;同时具有从重与从轻情节的,可以根据鼓励坦白和有利被告原则进行折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