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制度的程序法解读

从程序法的角度重新解读自首的本质,将自首定位为一项诉讼行为,才能有助于司法实践中若干疑难问题的解决。而作为一项诉讼行为,自首本质上就是一种意思表示:自首的行为意思是指行为人应当明确其到案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管辖之下,并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和裁判;自首的表示意思是指行为人应当是主动投案的,并具有通过投案这一特定方式传达其愿意接受司法机关审查、裁判的意识;自首的法效意思是指行为人应当具有明确的期望发生预定法律效果(启动刑事诉讼程序,接受司法机关审查、裁判)的意思;自首的表示行为是指行为人应当将其自首的意思通过其行为举止表达于外部。     

论地域管辖中“犯罪地”的解释问题

刑事诉讼法的规范依赖干法解释技术而生效,因此对刑事诉讼法之中的诸多概念、术语作出合理的解释和阐释,方能构建刑事程序法治化的微观基础。站在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立场上,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的"犯罪地"管辖原则,其中所谓"犯罪地"一词,应当解释为包括"犯罪结果地"、"犯罪预备地",而不应包括"被害人所在地"、"销赃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地"。在毒品犯罪、网络犯罪、手机短信诈骗犯罪等特殊类型案件的中,对"犯罪地"一词,可允许作适当的扩张解释。     

中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三重障碍

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机能在于规避诉讼风险,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是,从背景来看,辩诉交易制度本质上是一项内生于英美对抗式诉讼模式的制度设计,其运行依赖于对抗式诉讼制度以及契约文化和实用主义的哲学观念,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应当要慎重。     

论案件单位原则

所谓案件单位原则,是指侦查行为的实施必须以案件为单位和单元展开,对同一案件禁止重复侦查、禁止另案侦查.案件单位原则具有限定侦查行为指向的对象,防止侦查权随意扩张、保障公民基本人权的功能,它对于推动我国侦查程序改革和侦查程序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刑事诉讼法对此原则没有予以明文规定,但在实践中仍应得到遵照执行.     

初查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初查是在立案之前对案件线索进行初步的筛选和过滤，以判断是否达到立案条件，并为正式侦查作准备的调查活动，它已成为刑事办案中不可或缺的前置程序。初查属于任意侦查的范畴，因此，“法无规定得行使，法有规定更得行使”；立案仅是强制侦查的启动要件，并非任意侦查的启动要件，因此初查可以先于立案而进行。在初查中，可以采取询问、同意搜查、同意扣押和调取证据材料等各种任意侦查措施，但不得采用可能强制性干预当事人重要权益的侦查手段，也不得在初查中采用行政调查手段。基于初查程序的合法性，初查中所获的证据，不论是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均自始即具有证据能力，无须经过转化。     

逮捕并非“打击刑事犯罪”的手段——检察机关不宜向人大汇报批捕人数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及诉讼法理,逮捕作为一种刑事强制措施,本质上是一种程序保障措施而非实体处罚手段,其运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刑事审判及执行的顺利进行,而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刑事制裁;而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赋予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权,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打击刑事犯罪,而是为了通过诉讼权力和职能的分离来加强对侦查权的监督、制约,进而保障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因此,检察机关在向人大所作的工作报告中,例举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的具体人数,并以之作为其履行依法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职能的内容和业绩向人大进行汇报的做法是不够妥当的。     

组织起来抓维权以人为本促发展——超化煤矿工会创建"全国模范职工之家"之路

2009年，超化煤矿投产十六年，十六年的风雨历程，十六年的艰苦奋斗，成就了超化矿这颗中原煤海明珠的雄姿绽放。也是这一年，超化矿荣获了全国文明单位，同时也摘下了“全国模范职工之家”荣誉称号的桂冠，为光彩夺目的煤海明珠又增添了一道耀眼的光环，为矿井十六岁生日献上了一份厚礼。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干部，从事工会工作几年来对工会工作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论刑事审判对象

刑事审判对象的基本机能在于限制刑事审判权的膨胀和扩张,保护被告人的个人权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审判对象作出了明文规定.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法院的刑事审判对象缺乏明确规定,这就造成了我国法院在行使刑事审判权时的任意性,危及被告人的人权.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在刑事诉讼法中就法院的刑事审判对象作出明确规定.     

中国台湾检察权定位、配置及其他(上)

检察制度研究是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研究中一个比较活跃的研究专题和领域,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一定的"热度"。台湾检察制度研究具有三个主要特点:学术紧随实践而脉动、检察官群体尤其是基层检察官的广泛参与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自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法制及检察机关重建以来,大陆法学界关于如何科学定位和配置检察权始终存有争议。比较两岸检察制度研究,可以发现存在着很多共通性的问题,例如,检察官的定位问题、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的分际问题、检察官行使包括羁押权在内的强制处分权的合理性问题,等等。虽然这些问题提出的背景并不完全相同,但台湾地区检察制度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上,对于大陆的检察制度研究都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违法诱惑侦查所获证据之证据能力研究

对于诱惑侦查而言，“机会引诱”因本为合法之侦查取证行为，故其所获证据当为合法，可作为法庭审判定案之根据；但“犯意引诱”作为一种违法侦查行为，一旦成立，则应当排除其所获之全案证据。违法诱惑侦查，系国家制造犯罪，已经逾越侦查犯罪之必要程度、违反宪法对于基本人权之保障、对于公共利益之维护并无意义，因其在性质上已经属于极端严重的违法侦查行为，因此，对于违法诱惑侦查所获之证据，无论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均应一律排除。如果被告在审判中提出其遭受侦查机关违法诱惑侦查的抗辩时，类似于被告提出其遭受警方刑讯逼供的抗辩，应由检察官承担证明该阻却犯罪成立事由不存在的举证责任，且由于该事实为直接影响被告罪责之实体事实，因此，举证时应当适用严格证明法则，并应证明至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盖然性）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