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瑕疵证据——以“两个《证据规定》”为分析对象

两个《证据规定》在证据学上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即提出了瑕疵证据的概念,由此实现了从证据可采性角度对证据类型的三分法:合法证据、瑕疵证据和无证据能力的证据。两个《证据规定》依据证据效力的不同对证据类型做出的划分,克服了既往证据学研究中将证据简单划分为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这一研究范式的缺陷,在证据法理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瑕疵证据在实践中具有多种典型样态,但其补救方式主要包括补正和合理解释。司法实务中应当注意区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注意把握瑕疵证据补正的合理限度,正确理解合理解释的证明度。     

两岸检察官法律地位之比较

检察官的法律地位，历来是检察制度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在检察官制诞生之初，即因此而引发法律界的广泛讨论，且绵延至今仍未有定论。检察官的法律地位，涉及三个相关问题：第一，检察官的法律身份究竞是司法官，还是行政官？第二，检察官与警察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将兵”关系，还是“伙伴”关系，此即检、警关系问题；第三，检察官与法官之间的关系即检、审关系问题。对此，海峡两岸检察官制度皆存在一定的模糊之处，由此延及检警关系、检法关系均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大陆法系传统的两岸检察官在基本法律定位方面也存在共通之处，这就是作为法治国的“法律守护人”，发挥着“法律监督”即“国家权力双重控制”功能。     

侦查谋略之运用及其底限

所谓侦查谋略,实质就是侦查机关为求查明案情、查获证据而对法定侦查措施的一种策略性、灵活性运用。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侦查谋略具有以下两个显着特征:一是形式上的合法性,二是智谋性和策略性。侦查谋略具有的打擦边球特性及其所导致的双刃剑效应,带来了法理上关于侦查谋略合法性、合理性的诸多争议。从法理上讲,一方面,侦查谋略在司法实务中的产生和运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因此,应当适度容忍侦查机关的擦边球战术,但另一方面,也应当为侦查机关运用侦查谋略设置必要的底限,以确保侦查谋略的正当和妥当运用。     

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批判

取证主体合法，即收集、获取证据的主体限于法定司法人员，被我国传统证据法学理论视为证据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素之一。虽然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上并无直接、明确的法律条文倚为支撑，但却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被实务部门奉为圭臬并以之作为判断证据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依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取证主体限于法定的刑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他机关或个人均不具有取证的主体资格，其所获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直接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然而，由于法解释上缺乏依据、法理基础缺位以及法实践中导致的悖论，我国传统证据法学所主张的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其实并不是一项科学合理的证据学理论，应当予以扬弃。     

公诉策略之运用及其底限

基于刑事诉讼的竞技性特征以及检察官的诉讼角色和任务,为求胜诉或规避诉讼风险,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一定会根据案件情况设计和采用相应的战略、战术,这就是公诉策略。实践中常见的公诉策略包括:分案起诉、选择起诉、突袭起诉、降格起诉以及撤回起诉。从司法实务中公诉策略运用的实效来评判,一方面,公诉策略的灵活运用,丰富了检察机关作为进攻一方的攻击手段,增强了检察机关公诉权运用的灵活性,规避了诉讼风险,增大了起诉成功率;但另一方面,公诉策略的非典型性和非常规性即其所谓打法律擦边球的特性,又使其发挥着双刃剑的功能。因此,公诉策略在运用中必须注意分寸和度的把握,不能逾越必要的限度,尤其是不能不择手段、不问是非、不惜代价地追求胜诉。基于此,一方面,我们应当适度容忍检察机关在起诉中对公诉策略的灵活运用,但另一方面,也应当为检察机关运用公诉策略设置必要的底限,以确保公诉策略的正当和妥当运用。     

审判中立论

审判中立是诉讼的基本结构特征 ,它对于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发挥着决定作用。造成我国法院当前司法不公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承担审判职能的法院在审判中不能保持中立。因此 ,我国应当从司法体制和程序保障两方面着手加强法院的中立地位 ,重塑法院的公正形象。     

中医院校临床实践教学的目标教学法

目标教学法的提出,其理论基础来源于美国教育心理学家B.S.布卢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以目标为导向,以评价为动力,以反馈矫正为手段,使绝大部分学生实现达标的一种教育运行机制,就称之为目标教学法,笔者着重探讨目标教学法在高等中医教育临床实践教学中的运用,以冀提高教育质量,解决"临床实践环节少、动手能力差、临床适应期长、培养目标难以实现"等棘手问题,旨在抛砖引玉.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的技术改良

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存在诸多问题,集中表现在:法定的拘传时限过短,其功能被留置盘问所取代;取保候审的定性错位,出现功能障碍;监视居住的定位不清、功能模糊;拘留期限设置过长,悖逆了其作为一项临时性强制措施的本质;否认公民“无证拘留”的合法性,“公民扭送”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刑事诉讼法修改在际,应当借此机会对刑事强制措施进行技术性改良,具体而言:延长拘传期限,拘传后不讯问视为非法拘禁;设立权利取保和裁量取保相配套的取保制度;将监视居住制度改造为暂缓逮捕制度;取消刑诉法第6l条第7款的规定,“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不再单独作为适用拘留的事由;建立无证拘留制度,赋予普通公民无证拘留权。     

中国台湾检察权定位、配置及其他(下)

检察制度研究是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研究中一个比较活跃的研究专题和领域,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一定的"热度"。台湾检察制度研究具有三个主要特点:学术紧随实践而脉动、检察官群体尤其是基层检察官的广泛参与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20世纪70年代恢复法制及检察机关重建以来,大陆法学界关于如何科学地定位和配置检察权始终存有争议。比较两岸检察制度研究,可以发现存在着很多共通性的问题,例如,检察官的定位问题、检察独立与检察一体的分际问题、检察官行使包括羁押权在内的强制处分权的合理性问题,等等。虽然这些问题提出的背景并不完全相同,但台湾地区检察制度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上,对于大陆的检察制度研究都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西方国家刑事侦查中的技术侦查措施探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犯罪方式向组织化、技术化、隐秘化方向发展,西方国家的刑事侦查机关开始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打击犯罪。但是,采用技术侦查措施往往会侵犯公民隐私权,根据“正当程序”观念,技术侦查措施的采用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同时,采用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得的证据资料的证据价值也应受相应证据规则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