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法：统计体制改革的准绳

一、现行统计体制及统计制度的“不适应性”： （一）按主管部门统计的“条条”管理体制不适应经济管理体制的变化 在市场经验体制下，企业是自主型的经营机制。一方面，行使政府职能的经济管理部门已经或正在改制改组为以资产为纽带的集团公司。     

刑事和解视野下不起诉制度的完善与保障

刑事和解制度起源于西方。我国引进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节约司法资源。应当通过扩大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建立暂缓起诉制度等完善现行不起诉制度的途径来落实和体现刑事和解制度的精神实质,并应通过强化检察官的客观、中立义务、强化公众对检察机关行使裁量不起诉权的监督等,保障不起诉职权的正确行使,最终服务于刑事和解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     

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的裁判思维

法官不得以事实不清为理由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法官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应首先适用立法规定来解决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可根据举证的难易程度、证据的远近距离或是否有助于损害的预防与救济等价值因素,在合理范围内,根据公平原则、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自由地处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的配置。     

法律如何在"社会情境"下存在——读昂格尔的《批判法学运动》

在对自由主义法学传统中的形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昂格尔提出"偏差原则"与重塑民主和市场制度形式的主张.这其中,以对法律与社会的适当关系的认知为理论支撑点,以权利体系的重新规定为主要内容之一.认为制度设计和"社会情境"的相互彰显是昂格尔思想中的核心之一,故以其为切入点,围绕法律如何在"社会情境"下存在这一问题,分析昂格尔意义下的"社会情境"的理论内涵和这一场景下昂格尔对法律中权利体系的方案设计,并对其理论构想的成立与否做出评价.     

从国际法角度析空间武器问题

美国于2002年退出《弹道导弹条约》,并启动导弹防御计划,使外层空间面临着成为军备竞赛新场所的危险.尽管现有的国际法对空间武器的使用是否合法没有作明文规定,但包括《联合国宪章》等在内的国际法律性文件都试图以法律手段实现外层空间的非军事化;而根据《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不允许缔约国进行任何使用核动力的导弹拦截试验;《环境影响公约》和《外空条约》等则禁止出于军事目的或任何其他敌对方式使用空间武器.     

难民保护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及对策

对难民提供国际保护既是人道主义的要求,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使然,然而拒不接受难民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应对这一问题的法律措施,一是修改既有难民定义,扩大国际难民法的保护范围,使得各国对那些不符合既有难民定义却处于与难民同样境地的人的援助,从纯粹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自觉自愿行为转化为法律义务。二是强调国际人权法在难民国际保护中的应有作用。将人权原理应用到难民保护领域,通过敦促国家履行国际人权保护义务来实现对难民的保护,可以克服国际难民法的固有缺陷,并强化难民国际保护的法律基础。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     

试论司法鉴定的权威性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适应司法机关和公民、组织进行诉讼的需要,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从这一立法目的看,目前司法鉴定机构存在着不适应公民、组织进行诉讼的需要以及不利于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状况。这种不适应,可以归结为一点:司法鉴定丧失了他本来应当具有的权威性。颁布决定的法律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为了解决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树立司法鉴定的权威,使司法鉴定的作用得以真正发挥。     

应正确理解刑法对行贿罪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389条第一款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构成行贿罪的必备要件；第二款规定，“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第二款是否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行贿罪的必备构成要件，多年来一直是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不断争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认定在经济往来中的行贿罪不需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其理由是：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分歧与弥合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自1970年生效以来在防止核扩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条约缔约国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其履行情况一直存在着分歧。近年来,由于核裁军进程缓慢而防止核扩散力度加大,分歧进一步加深。这些分歧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损害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有效性。本文认为,弥合这些分歧不仅要求对症下药而且要消除分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