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便捷入警机制下司法警官院校警务化管理的创新发展

进入新时代，00后学生所处的生活环境、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便捷入警机制下，对警务化管理育人要求标准又比较高，而司法警官院校的警务化管理模式多年未变，与新时代、新机制有诸多不相适应之处。因此，在便捷入警机制下，创新司法警官院校警务化管理，塑造学生的警察意识和培养合格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很有必要。     

数字行政法的形成与构造

【专题导引】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飞速发展,至少带来了行政法治的三重变迁。第一,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成为行政法治的对象,由此产生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范,形成网络监管、数据处理规制、算法规制等新的行政活动领域;第二,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成为行政法治的工具,数字化转型深入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产生了“一网通办”“一网统管”等政府工作新形态,推动形成了运用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制度规则体系;第三,网络、数据、人工智能成为行政法治的环境,对行政的观察、监督、审计等在网络空间、数据处理、人工智能活动中得以开放性、多中心、持续性地展开。在“行政法发展史最重要的一次变迁”中,数字行政法的形成及其构造成为最重要的行政法治论题。     

数字环境中的分众思想政治教育探论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数字环境既是实践背景,又是技术工具,也是研究对象。在数字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分众化和个性化特征日渐突出,数字技术重塑着舆论格局,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精准化实施已经成为现实吁求。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通过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群体画像、对思想问题进行研判和预测、进行简单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生产等,有效提升分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率。但分众思想政治教育应用数字技术也存在着隐私问题、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方法论问题等诸多现实难题。科学建构数字环境中分众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将科技智能与实践智慧相结合,在科学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深度互动中取得进展。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经济犯罪案件数据化侦查路径探析——以山西省为例

经济犯罪案件的数据化侦查模式已成为当代打击经济犯罪的趋势,可通过数据比对、数据碰撞、数据挖掘等数据研判技术,将数据转化为经济犯罪侦查情报和线索,继而落地进行数据缉捕和数据追赃工作.经过对数据的循环利用,实现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全领域、全链条的波次打击,将大幅度提升经侦部门执法效率、破案水平以及服务经济建设大局的能力.     

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企业数据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无法获得充分保护,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企业数据与一般条款具有耦合性。但是,一般条款的裁判思路依赖于传统侵权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带配额案"中创设的三个构成要件,使一般条款陷入困境,无法应对行为规制法的本质要求,无法与《民法典》相衔接。企业数据涉及个体经济利益、行业利益及公共利益,"全有全无"构成要件式的侵权判断,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动态系统论以"或多或少"的思路考量各要素的数量和强度的协作,按照价值位阶和顺序,考虑企业数据本身的合法性、行为人主观过错、行为影响,根据具体场景综合权衡损害与收益,可以为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断提供正确的裁判思路和理论支持。     

着力“四个开放” 深度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

2021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行更高水平开放,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围绕这一目标,重庆提出"四个开放"发展路径,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数据开放,畅通信息流。一是完善数据开放法律法规。在原有《重庆市公共数据开放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政府数据的开放范围与标准,数据数量与质量两手抓。完善数据开放保密审查和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确保数据开放安全性。清晰界定政府数据开放权限职责及法律责任,合理设置有关主体的权利、责任及义务。二是重视数据的创新与运用。     

坚持政治建警方针不动摇 全力打造过硬公安铁军

近年来,辽宁省丹东市公安局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按照全国公安机关"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要求,坚持政治建警从严治警方针不动摇,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育警铸魂、固本培元的战略性工程常抓不懈,注重发挥地域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创建以"讲忠诚、讲奉献、讲担当,爱党、爱人民、爱岗位"为内容的"三讲三爱"党建工作品牌,做好红色育警大文章,确保公安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全力打造一支党委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过硬公安铁军。     

大数据时代监视资本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

监视资本主义是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社会景观,其兴起的直接动因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根本动因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数据监视延续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但在新技术条件下拥有了比以往更加隐蔽的形式和内容,成为大数据时代资本操纵和控制社会的主要机制.基于资本的贪婪本性和生产规律,监视资本主义内含集中的基因,并不可避免地朝着寡头垄断的方向发展.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不可能解决监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马克思的"两个必然"论断仍然适用于对监视资本主义前景的判断,即监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存在必然是暂时的,必然为真正契合大数据时代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数据社会主义所取代.     

链接市民与城市: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热线问政与政府回应——基于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时代,热线问政成为超大城市感知城市演变、吸纳市民诉求、回应治理痼疾的新生机制。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探讨了热线问政在连接市民与城市、重塑政府回应性的关键机制,并以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的海量实时数据为例,分析了超大城市热线问政过程中的市民诉求与政府回应之特征及其关系。研究发现,基础民生、基本民生和发展民生是北京市民对城市治理的主要诉求类型,不同类型的市民诉求具有鲜明的时空规律;政府回应在属地和部门分工上均显著存在。Logit回归表明,市民的诉求议题、时空特征、承办单位以及诉求属地的行政面积、人口密度、市民参与、人口复杂度和组织复杂度等,都显著影响着热线问政的政府回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