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视野中的盘查记录

盘查记录有《当场盘问、检查笔录》和《挡获经过(说明)》两种形式,它们在制作主体、形成时间空间、证明内容等方面具有不同特点,之所以如此,源于不同的警务机制。盘查记录的诉讼证据资格不应有任何疑问,这是因为在违法—犯罪二元追诉机制下,刑事立案前的查缉活动由负责日常警务的警察依法进行,由此获得的证据必然具有合法性。在证明作用方面,盘查记录因其证明内容的综合性、直接性和不可替代性,从而具备了很强的诉讼推进能力。从立法完善角度,应当统一盘查记录的形式,规范其制作方式和记载内容,明确盘查记录的诉讼证据地位。     

行政诉讼证据“三性”的认定

行政诉讼系我国三大诉讼制度之一,其诉讼制度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行政诉讼证据虽与其他诉讼证据同样具有证据的＂三性＂,但法院在审查认定时亦有独到之处。本文对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行政诉讼证据＂三性＂问题提出了相关见解。     

刑事审判中“新证据”的界定及处理程序

刑事审判中新证据的崭新性,是相对于法庭而言的。基于新证据认定的时间节点和范围,有必要区分存在意义的新证据和发现意义上的新证据,新发现的新证据和已收集但新出示的新证据,新出现的新证据和改变原证据的新证据。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认定新证据的时间节点和新证据的范围存在一定差异。根据证明价值、证明对象、证明内容的不同,可以将新证据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新证据对诉讼程序的影响存在差异,有必要基于已有法律规定和诉讼证明原理,梳理刑事审判中处理各类新证据的程序和方式,确保审判公正。     

纽约警务盘查概述

美国纽约警察局开展的警务盘查是指警察在街头即时拦停行人,进行盘问和拍身搜查,以查明其身份、是否携带武器或其他非法物品的警务活动,法律依据是美国《刑事诉讼法》140.50条款,以美国最高法院＂特里诉俄亥俄州案＂的判例为基础,所以在其他州,警务盘查亦称＂特里截停＂。     

非法证据在民事案件中的适用

民事诉讼证据,是在民事诉讼中用以证明和确认案件事实的各种依据,是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真相,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手段,也是体现司法是否公正,审判结果是否具有公信力的决定性因素。民事诉讼证据只有同时具备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个特点,才有作为证据的可采性。所谓非法证据,根据《诉讼法大辞典》,是指"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     

美国法中基于品格证据的证人弹劾

证人弹劾是对抗制司法证明程序中的重要环节,为诉讼方盘查对方证人或敌意证人的可信性提供了合法手段,也为事实认定者合理评价言词证据的证明力提供了程序保障。影响证人证言品质的因素是多元的,因此存在多种弹劾方法,其中"以品格证据弹劾证人"因涉及到品格证据的特殊可采性规则而需特别关注。美国证据法允许使用证人的不诚实品性来攻击证人证言的可信性,这是进行"证明价值Vs危险性"权衡的结果。证明品性的具体方法受到法律规制:允许使用名声和意见证言证明不诚实品性,但以具体行为或先前定罪记录证明不诚实品性则受到严格限制。美国证据法中以品性弹劾证人可信性的规则,对于我国证据制度改革,尤其是未来我国证人弹劾规则的创设具有借鉴意义。     

浅谈司法鉴定的证据效力

一、影响司法鉴定证据效力的主要因素 诉讼证据的特征是由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因素构成的。这三个因素是互相联系、缺一不可的。客观性和关联性是证据的内容。合法性是证据的形式，是证据真实性和相关性的法律保证。通过对《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内容的比较分析，以下几方面值得关注。     

公证证明效力研究

公证证明具有约束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效力，法院对公证证明事实的实质审查判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限制或排除，对提出公证证明的当事人而言则具有免证的法律效果。公证证明在证据证明力方面具有优越性。公证证明的效力源于法律上的推定。公证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存在复式证明和单式证明两种形式，无论哪种形式，公证文书都是一种证据，在证据属性上属于书证，且是公文书、报告性文书。应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将当事人要求确认公证文书真伪的诉讼作为确认之诉加以规定。除涉及公证文书本身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公证证明事项在内容上具有很强主观性以及其他难以通过公证确认其真实性和合法性的证据以外，其他经公证证明的事项无须质证。     

论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

作为一种记录特定诉讼行为过程事实的证据,过程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并且有多种表现形式。过程证据虽然独立于结果证据,但可以印证结果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并对量刑事实和程序性事实具有直接的证明作用。要发挥过程证据的这些作用,需要对这类证据的审查判断确定相应的规则,尤其是要适度地引入实证审查程序,完善相应的证据能力规则,使那些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过程证据可以被及时地排除在定案根据之外。与此同时,应确立过程证据与结果证据的相互印证规则,重视两者的组合运用。     

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

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尽管确立了“保管链条的证明”方法，但强调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形式审查，来验证实物证据在来源、收集、提取、制作、保管等各个环节上的可靠性。刑事证据规定还针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分别确立了鉴真规则。鉴真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需要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侦诉关系改革、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效实施排除规则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证据的界说——以字典释义为中心的历史语义学分析

通过把“证据”界定为一个语词，追溯“证据”一词在中西普通辞典中的释义历史，分析得出证据语词在中西语言中兼有动词与名词的双重属性，各以语族而非单一语词形式出现。中文强调了指称行为（证明活动），而西文更注重指称性质（明显性）。迄至当代，中西证据语词在指称外在可见的事物上基本达成一致。由之分析证据释义形式，可知因语词定义与真实定义的区别，证据的情境性、释义历史性等特点，证据只有在证据活动中才能被认识，从而证据定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化为一个证据（符号）如何使用（指称与表达）的问题，人对证据概念的认知程度将限定着证据概念的呈现程度。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与适用比较研究——兼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是,警察在调查取证时,如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所保障的宪法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所采用。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创设了“毒树之果”、“米兰达规则”以及相应限制规则,实现了对该规则的双向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其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内涵;从适用层面来看,我国法院适用得当,但是说理不足,使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定可预期性。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理论研究是更好实施该规则的前提。     

论波兰民事诉讼中证据程序的特点

作为欧洲国家,波兰法律传统虽传承自罗马法系,但其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制度经过岁月演变,在不断的整合中呈现出自己的特点。本文主要介绍了波兰民事证据程序的特点,体现在证据内容。证明主体,证明责任,推定,证据的提出、接受和评估,以及证明方法,上诉程序中对证据等方面。     

字本位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两种证据观及其历史演变

本文重点讨论了两种证据观：字本位的证据观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证据观。并进一步认为，中国传统证据观是字本位性的。表现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书写”或经典为中心。现代中国发生了证据观的革命性变化，主要表现为“去汉字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证据观，即在言、文、象三重证据符号的关系中以“言、象”为中心。“去汉字化”建立了中国现代性证据现，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导致了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论盘查

作为一种介于行政警察和司法警察职能之间、介于刑事侦查程序与行政调查程序之间、也介于警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具有双重属性的警察行为,盘查是警察机关对于可疑人员和可疑场所临时进行拦阻、盘问、检视、检查的行为。由于在盘查过程中,一些强制性手段的运用将给公民基本权利造成不可避免的干预,因此,对盘查从启动到执行必须实行严格的程序控制,同时还应给权利受到违法盘查侵犯的当事人提供程序救济。     

盘查程序与相对人的协助义务

盘查是在宪法规定的迁徙自由的情境下产生的一种警察应对措施。赋予警察盘查权,实现了从＂静态执法＂向＂动态执法＂的转变,增加了警察执法的机动性、灵活性和应变能力,适应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社会治安形势发生的变化与要求。对盘查的控制,主要通过程序来完成。这是盘查的随机性、及时性、合成性等属性使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程序对相对人权益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程序也不能过于繁琐、影响行政效率。而对于相对人的协助义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尚无定论,是亟待理论进一步回应、有待实践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困境与出路：中国民事诉讼“新证据”制度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证据制度完善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该规定纳入有限证据的观念，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促使当事人及时收集和提供证据，推动法院由以往的追求“客观真实”转变为以当事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能证明的“法律真实”的证据作为民事纠纷裁判的依据，避免对证据进行无休止地搜索而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的拖延。平衡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避免过分强调证据适时提出而导致实体不公，该规定以“新证据”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或限制，并对不同阶段的“新证据”作了初步的规定。但由于该规定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制定的，在制度设计上尚存在缺陷，有关“新证据”的规定较为简翠笼统。司法实践中对“新证据”的把握也或宽或严，操作不一。背离举证时限制度设立的本意，造成程序公正和贵体公正的价值失衡。考察与反思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新证据”，对于充分发挥举证时限制度的作用，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与法律双重视野下的电子证据搜查扣押——以“肉食者”系统引发的争议为例

相对于传统的物证、书证而言,电子证据是一种纯粹的技术产物。对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离不开计算机技术的支持。＂肉食者＂系统在美国所引起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计算机技术发展与法律规范之间的一种冲突,而＂肉食者＂系统的开发本身即是计算机技术在法律规范约束之下的结果。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规律与法律稳定性的考虑,对电子证据的搜查、扣押可以采取法律规范与技术规范双重约束的模式,即通过法律规范约束来保证搜查、扣押的合法性,通过技术规范的约束可以保证搜查、扣押所得电子证据的客观性。     

不在场证据的证明——以台湾地区南回铁路翻车案为说明

在刑事案件审理时,不在场证明是律师反败为胜的最佳工具。但如何证明不在场,却不是那么容易。本文即欲探讨,关于不在场证明到底如何论证,并以台湾地区“南回铁路翻车案”为核心,来说明不在场证据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