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双合”改革的历史参照、现实关照与前进路向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第八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的顺利完成,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业已建立。本轮机构改革呈现了诸多亮点,其中,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更深层次地探索党政机关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格外引人注目。随后,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也规定了“党政双合”改革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党政双合”改革首次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并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予以明确,标志着新时代我国党政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在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新时代背景下,探索党政机关合并合署改革要在改革标准、顶层设计、职责分工、于法有据等方面统筹考虑,科学设定党和国家机构,既要做到定位准确、合理分工,又能增强合力,发挥综合效益,通过改革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继续前进。     

周边外交:中国担当显风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这是对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两年多的实践证明,这一外交方针对于引领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扩展国家利益和发展空间,发挥了重大作用。     

积累型家计模式下的代际关系、青年婚嫁逻辑与养老秩序——基于北京W村的驻村调研

目前学界对农村养老秩序的研究主要是在代际关系失衡与男性父母在"婚姻要价"中受挤压的框架内展开的。中国农村存在显著的地方性差异,不同地区农村的养老秩序也存在差异。本文以北京市W村的家庭关系为例,分析高积累家计模式对代际关系、婚姻圈以及家庭养老产生的影响。本文基于W村的驻村调研发现:多数家庭实现全员就业,形成高积累的家计模式;在高积累的家计模式下,子代在"婚姻圈"中处于优势地位,父代也可以实现"低龄自养";高龄老人依靠相对较高的农村养老金与经济积累实现经济自养,并通过多子间的轮养得到生活照料。在W村,代际之间的经济依赖程度弱,代际关系紧密而无压力。本文为农村代际关系、青年婚嫁逻辑与养老秩序的研究提供新的案例参考。     

监狱服刑人员交代余罪问题刍议——处置四个真实案例的启示

余罪存在于服刑人员之中,是影响监狱安全、服刑改造的重要因素。以江苏某监狱从严管控监区处置的四起余罪案件为例,以真实的谈话和笔录为基础,看服刑人员为何交代余罪?交代余罪后民警和服刑人员遇到的哪些问题?对余罪处置、服刑人员管理、协调办案中碰到的问题等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冷战”与“解冻”:双重背景下苏联对外科学文化政策的调整(1953-1964年)

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对外科学文化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发生了变化。以1958年成立的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为界,在此之前,受国内"解冻"思潮的影响,苏共中央放松了对学者国际交流的限制,重新开启了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科技交往,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1958年初,在国际"冷战"局势持续发展的影响下,苏共成立了意识形态委员会,加强了对科学文化交流的管理,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呈现出对抗与交锋的趋势。60年代初,随着苏美关系"蜜月期"的结束,以及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撤销,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关系再次陷入混乱与僵局。     

教育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同胞关系

同胞关系是个体人生成长过程中最为持久的陪伴关系。延续"代沟"的理论视角,以"隔阂—亲密"的对应维度审视教育成长过程中的同胞关系,试图揭示家庭内部手足之情的发展特征及其影响机制。基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在校生问卷调查和自传日记研究发现,同胞关系具有血缘先赋性和交往互动性。在不同教育阶段中,同胞关系状态主体趋于亲密,但"同胞隔阂"始终相伴;同胞关系呈现出"稳中有变"的互动需求,主要表现在成长过程中同胞间的生活互助、心理归属在增长,个体独立意识递增导致同胞情感纽带在减弱;被调查者的受教育阶段、家庭结构、家庭经济条件、家庭亲子关系环境对家庭同胞关系具有显著性正向作用。     

"特朗普冲击"下日澳关系的新发展及其限度

近年来,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外交、防务、经贸和地区事务上的合作都呈现出稳步推进的态势。"特朗普冲击"无疑是推动日澳加快合作步伐的重要外在因素,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稳定的内在驱动力,集中体现为促进经济互补的需要、防范地区权力转移的潜在风险、延续对其有利的区域秩序以及实现各自所重视的政治目标。然而,由于两国在深化安全合作关系上面临着诸如国内政治博弈、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差异,以及稳定对华关系的不同诉求等多方面因素的掣肘,日澳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同盟化的可能性较低。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中国政党外交:理论、目标与方向

政党外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旨在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中国外交的新理念,指导政党外交在多层次、宽领域发挥作用,主要表现包括:加强友好互利的伙伴关系,构建政党利益共同体;加强全球治理的互助合作,构建政党责任共同体;加强同舟共济的合作意识,构建政党命运共同体;加强互通有无的经验交流,构建政党成长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