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社会性与大众化

本文认为不能只满足于从形式法治上给宪法下定义,而应从法理上对宪法特别是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性质与理念作进一步研究。把宪法定位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不够的,因为它基本上以国家、国家的执政者、执政党作为唯一或主要的宪法主体来立论的,而没有关注到宪法首先是社会主体———人民对国家既控权又限权、既支持又防卫的“约法”。文中就“宪法既是国家法,更是社会的法”和“宪法的大众化”两个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论法的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

法的本质内容不是单一的,而是自由、权利与权力这三元或三维要素的统一体,它们是法的核心内容、基石范畴;而法的本质内容是有其形式的,即法的内部结构特征,这种形式也属于本质范畴,它包括法的规范性及其普适性;法的义务性;法的权威性;法的程序性与可诉性;等等。它区别于法的一般外在形式,如法的公开性、统一性、法的时空规限性、法的位阶与种类的多样性,等等。     

一篇挑起“无谓争论”的文章发表前后——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十八)

陶威（以下简称“陶”）：郭教授，上次您在关于“权利本位”的争论的谈话最后，提到Ｚ教授在《中国法学》１９９５年第４期发表的一篇批判性长文，引起了一场小范围的、局部的论战。你所讲的“小范围”“局部”是什么意思？郭道晖：（以下简称“郭”）：这是说，由他挑起...     

1996年“晓南”风波纪实——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九)

１９９６年“晓南”风波纪实——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九）郭道晖春扬春扬（以下简称春）：郭教授，您作为法学界一位资深的专家，对我国的法学研究状况了解较为全面，能不能请你就１９９６年在法学界发生的“晓南”风波的前因后果向大家介绍一下？郭道晖（以下简...     

尊重公民的司法参与权

公民和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政治,参与法治,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个通则。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是我国宪法第2条第3款确认的人民的基本权利与权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称呼,不只是贴上一个阶级性的标签,也不只是意味着两院及其官员要为了人民、代表人民行使职权,而且还要求其行使司法权力时有公民和社会组织多种方式的参与。     

“一元官司”的精神效应得失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老百姓的法治观念有所增强，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懂得运用法律手段获取救济。但有些人打官司的目的只在讨个“说法”，“出口气”，“争个理”，而不在乎索赔多少物质利益。有的人想表明自己告状旨在维护个人的权利与人格尊严，而不是为了钱，因而申明只象征性地“索赔一元”以避嫌。这种“一元钱”的官司，所在多有，常常成为媒体关注的新闻。有的论者对这类“索赔一元”的官司提出质疑，认为这虽然也维护了个人的权利，却不足以给侵权者应有的惩罚和教训，客观上反会削弱法律的惩戒作用。这一论点是有见地的。因为…     

“执政能力”的法理解读

“执政能力”可以诠释为包含(不完全等于)执政的权力能力,即执政者依宪享有被授予行使国家权力的宪法资格。这是成为执政党的前提。“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政党要取得执政地位,必先“依宪当政”。执政后还要求“依宪执政”、“依宪担责”。执政党不仅处于领导地位,还要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为民服务的工具、依法治国的工具地位、受监督对象地位。执政地位不是集体世袭的,要扬弃“打天下者坐天下”的身份特权,实现“由身份到契约(宪法与宪政)”的历史转变。以不断为人民立新功,来巩固和延续执政地位。     

论国家立法权

<正>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国立法出现了蓬勃开展的局面。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家权力机关到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军事机关,都在发挥各自立法或参与立法的积极性,加快制定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法律、法规、规章。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亦不无隐忧。根据我国一元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法(广义)出多门,有利于各地根据本地特殊情况实施宪法和法律;可虑的是如何使多位阶的法各出其门,各守其疆界,而不造成立法越权、立法侵权和立法无序现象,以维护法制统一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威。这就涉及     

宪政问题实证研究的力作--评《观念与行为--宪政意识与法制宣传教育》

《观念与行为———宪政意识与法制宣传教育》一书采用数理统计的手段和点面结合的方式 ,实证性地研究了我国宪政实践、公民宪政意识和法制宣传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该书对丰富我国宪政理论研究 ,推动政治文明实践和改进法制宣传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新闻媒体的公权利与社会权力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权是新闻媒体权利的主要构成要件.其中知情权和表达权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基础;参与权和监督权则是新闻媒体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新闻媒体拥有的公民权(公权利),也可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公共权力.它是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的合金.新闻自由是公民和媒体的宪法权利,包括媒体搜集、制作、发布、传播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及公民个人收受新闻、通过媒体发表意见和言论的自由,均应受法律保护,也要受一定限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