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司法鉴定活动的影响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刑事诉讼法》第二次大修完成。此次修改，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既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刑事诉讼法》修改取得了重要的进步。     

对我国建立有效辩护制度的反思

辩护制度与刑事诉讼关系极为密切,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之历史,正是辩护权扩大之历史."①也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扩充的历史".②这两句刑事诉讼法学知名学者的理论概括,堪称论及刑事辩护与刑事诉讼关系时的至理名言,尤其是论及近现代的刑事诉讼,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刑事辩护的刑事诉讼,就不是近现代的刑事诉讼.然而,如果将上述两位学者的论点放在人类刑事诉讼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检验,却并无可靠的史料显示它们是与一切诉讼模式相符的,因为一个最基本的史实是,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辩护权乃至辩护制度,毕竟是近现代才出现的事情；况且,"扩大辩护权"的真谛是什么?是否单纯地扩大辩护权行使的主体、扩大辩护权的具体内容或者扩大辩护权行使的时间范围等这些仅具形式意义的辩护权?本文对此略作论述.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权利保护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注重私权的背景下,追诉犯罪与权利保护同样重要,"刑优于民"的解纷格局因利益的变迁而受到冲击,在刑事立法中应当加强民事权利的保护,强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诉讼的独立性。为此,本文基于大量文献切实分析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措施,以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     

刑事错判证明标准的名案解析

错判的发生具有普遍性和蛰伏性,错判的认知具有模糊性和对抗性,因此我们需要明确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通过对美国、英国、德国的错判证明标准的实例解析,可以看到,其在认定错判的时候都不适用刑事诉讼中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而且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都低于     

论侦查监督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是刑事诉讼中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符合法律教育与挽救的目的,体现着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宗旨,对于缓和当事人双方的关系、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对于公诉阶段贯彻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较为充分,但是侦查监督阶段的规定不多。本文以某基层院侦查监督科为例,从刑事和解制度的沿革及意义、该院贯彻刑事和解制度的情况、实行该制度时遇到的问题与存在的不足、加强和改进的措施这四个方面对侦查监督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论述。     

刑事审判的局限性及其克服——基于能动司法的视角

受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双重约束的专业化刑事审判活动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需要法院和刑事法官能动司法,在法律的框架内,能动地进行法律解释,合理地运用自由裁定权,灵活采取司法措施,以克服这种局限性。     

律师审前辩护权实务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审前辩护权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得以初步确立,此项改革加强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提高了辩护质量,切实维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刑诉法对辩护权的某些规定还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加以完善.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情况研究

本文分析了当前审查起诉阶段案件退回补充侦查的主要内容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当前退补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进一步提出完善退回补充侦查工作的方法和步骤.     

论刑事侦查的谦抑精神

刑事侦查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部分,应该随着刑法的谦抑和刑事诉讼的谦抑而表现出谦抑的精神.刑事侦查在空问上存在紧缩性,在时间存在最后性,在侦查活动中具有克制性和宽容性.刑事侦查谦抑精神的实现有赖于制度的建设和对公民谦抑精神的培养.     

什么是真正的直接和言词原则

众所周知，要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就要贯彻直接和言词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直接和言词原则呢？对于这一问题，法学界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甚至专家辅助人的出庭作证，重视控辩双方对这些人的交叉询问。那么，法院仅仅将证人、鉴定人等传召到法庭上，使其接受各方的交叉询问，直接和言词原则就能实现了吗？答案绝对没有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