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行政自制规范的裁量基准及其效力界定

考察我国各地推行裁量基准的实践经验,裁量基准在性质上兼具"行政自制"和"规则之治"的双重性格,应当定位为一种裁量性的行政自制规范,或者说是一种自制型的裁量行政规范。然而,裁量基准作为一种"规则化"的"行政自我规制",亦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必须诉诸一种正当化的制度安排,通过对裁量基准效力的合理界定来保障其存在的正当性,从而发挥其内在的制度价值和功能。     

论德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德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典范,也是近现代世界行政法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被誉为欧洲行政法之灵感与源泉,对各国行政法发展的影响极大。对德国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则的产生最有影响的是其法治国理念与议会民主、基本权利等宪法原则。正是伴随着这些因素的作用,德国逐渐形成了依法行政、比例与信赖保护三大并驾齐驱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体现的价值有一定的普适性,值得我国借鉴。     

和谐社会与行政诉讼和解的制度创新

行政诉讼和解作为一种合意式解决争议、协调官民矛盾的纠份解决机制,契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理念.在行政诉讼中实施和推行和解制度,具备理论正当性及现实必要性.和谐社会视野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构建与创新,应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从限定适用范围、完善实施程序、提请明确立法等方面进行全面展开与推进.     

作为过程的行政调查——在一种新研究范式下的考察

行政调查是政府管制的重要制度性前提。传统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式往往以产生直接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为考量中心,而对行政调查这类行政活动的研究较少。以“行政过程论”这一新的研究范式考察行政调查,则可以明确其作为构成行政目的之动态实现过程的具有独立价值的一般性制度的地位,进而便于将其纳入行政法治的考量范围。为此,行政调查必须在其与组织、依据、规制规范的关系上寻求自身的合法性渊源,并通过影响行政决定的法律效果来体现其法意义。对行政调查的程序法规制应主要通过建构以“行政参与”和“行政公开”为理念、以听证制度为核心机制的程序规则体系予以实现。     

行政不作为案件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行政不作为案仲的界定行政不作为案件，又称不作为行政案件，关于这一概念，目前大多数人将它界定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案件，并将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4、5、6项所列举的行政机关拒绝颁发许可证或不予答复，拒绝相对人要求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申请或不予答复，不发给相对人抚恤金而引起的行政案件统统认定为行政不作为案件。笔者认为，这种一概而论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尤其将行政机关的拒绝行为视为不履行法定职责而认定为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做法是欠妥的。首先，它把行政不作为与否定性作为相混淆。从法理上讲，作为与不作为…     

论依法行政的宪政基础

现代宪政所包含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原则与理念,体现于依法行政的各个领域,民主作为依法行政的制度前提,要求依法行政必须是一种民主行政;法治作为依法行政的机制保障,要求依法行政必须是一种法治行政;人权作为依法行政的价值追求,还要求在依法行政中必须直接确定公民权益保障原则.     

行政规范性文件在行政执法依据中的地位

行政执法作为一种执法活动,必须有被执行的依据,这是行政执法重要的前提条件.如果欠缺执法依据或者适用执法依据有错误,则为有瑕疵的行政执法.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能否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目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是行政执法,就应以法定的法律形式为执法依据.行政规范性文件不是我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不具有法的属性,因而不能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笔者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能够而且应当成为行政执法的依据.     

西部地区行政执法问题探讨--贵州省麻江县行政执法状况调研

西部开发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环境,而法治环境中最为直接的关键环节则是依法行政.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水平,就成为开发西部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旗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蕴含着深邃的马克思主义法治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对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专章论述、专门部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把握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良法善治的根本理念、坚持系统辩证的法治方法论。     

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

本文首先分析和明确了行政法理论基础范畴本身的涵义，然后以此为参考点来对“诸说”进行重新整合，由此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公共利益本位论”，而不能是其他学说；但是对于其他学说也应以唯物史观辩证地予以对待，并批判吸收其合理因素，以用作行政法某一层面的一般性基础理论的概括，这样就可以使“诸说”都能得以合理的理论定位，从而充分发挥它们各自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功效，真正地推动行政法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