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政务”建设和运行的保障机制——以成都市为例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以"互联网+"为主的社会运行模式已逐渐盛行在各个领域。而"互联网+政务"就是该模式在政府治理方面的重要实践。     

变迁与比较:宪法文本描绘的人

随着宪法的变迁,宪法描绘的人的形象也随之变迁。特定社会与时代关于人的想像,既支配了宪法文本中人的形象,也支配了宪法本身的精神与风格。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最初的宪法所规定的人,主要是"身份的人",此可谓第一阶段宪法的人的形象。第二阶段的宪法,塑造了"平等而自由的人"。第三阶段的宪法,在继续塑造"平等而自由的人"的同时,还刻画了一种新的形象——"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至于中国共产党主持制定的宪法,由于主持者长期恪守革命党的角色,因此宪法规定的人的形象,长期呈现出相互对抗的敌我关系。随着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向执政党的转型,特别是1982年以后,宪法描述的人才开始走出敌我二元划分,塑造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形象与作为个体的公民形象。     

我国刑辩律师的执业困惑——以保障刑辩律师权利为视角

职业律师作为推动法治的重要力量,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刑事被追诉人有效行使辩护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基于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诸多因素,刑辩律师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律师兴,则法治兴;法治兴,则国家兴。但是,制度设计缺陷、执业环境较差、少数律师执业理念存在偏差等问题,使刑辩律师的执业常常陷入困境。     

从西方回到中国：反思中国刑事审判模式理论研究

既有的刑事审判模式理论,比如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传统型/现代型、宪政型/集权型、对抗型/合作型等,一是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嫌疑,二是缺乏对中国实践的切实关照,以致既不能有效解释中国司法的制度与操作,也很难提出有价值的指引.因此,只有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真正面向中国实践,才能提炼出富有解释能力和指引价值的审判模式理论.     

受贿罪与渎职罪竞合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所实施的犯罪。它的本质或者说其要害在于“权钱交易” ,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从事公务的权力 ,为行贿人谋取自己权力范围内的或者与自己权力相关的私利 ,以换取行贿人提供的财物。受贿罪在广义上可归入渎职罪的类罪名中。正因为这一点 ,原刑法在类罪设置上将其置于分则“渎职罪”一章里 ,同国家工作人员的其他渎职犯罪相提并论。 1 997年重新修订的新刑法打破这一格局 ,国家出于反贪惩腐的考虑 ,将受贿罪及其他贿赂性犯罪从渎职罪一章中抽出 ,与从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抽出的贪污类犯罪合并一起 ,设专…     

地方法治督察的量化评估：功能异化与体系应对——以X区经验为例

自2019年全国开展法治督察工作以来,X区结合法治督察制度与量化评估方法,形成一种法治督察量化评估机制,其融合“定量分析”“定性评估”与“定期督察”的方法优势,在指标设计方式、评估主体的设定模式以及多元评估手段方面业已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试点经验。结合相关试点经验发现,地方法治督察量化评估的功能异化反映在地方政府督察的单方主导性、自上而下评估方式的局限以及评估内容的形式化倾向方面。然而,地方法治督察量化评估的真正功能,一方面,应聚焦于反映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问题,而非将结果作为衡量地方“法治GDP”的竞争性指标,直接同地方政府工作绩效关联;另一方面,要具备对地方法治建设的纠错功能,以便调整不同阶段的法治政府建设任务。据此,未来理应正确理解法治督察量化评估对地方法治状况的反馈作用,逐步剥离量化评估结果与业绩考核之间的利益关联。宜兼顾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要求,保持法治督察量化评估结果的相对中立,反映法治督察的地方化元素。重视法治督察的公众参与,关注社会反馈效果。     

法定逮捕要件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为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从前提、程序、实质三个要件入手加强对逮捕适用的程序控制。实践中,对于检察机关因忽视“犯罪嫌疑人在案”这一隐性的逮捕前提性条件而导致的“空捕”现象,应明确其为非法逮捕。在逮捕的程序要件上,检察机关应当立足于责任担当,自觉将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逮捕的必备程序要件,未经讯问,不批捕。在逮捕的实质要件上,应明确必要性要件之地位以及其与社会危险性要件的关系,对实质要件坚持“四要件”体系,即：(1)证据要件;(2)刑罚要件;(3)社会危险性要件;(4)必要性要件。至于迳行逮捕,其社会危险性是法律拟制而非推定,之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亦无法推翻,只能从合法性角度展开羁押必要性审查。     

中意侦查程序比较研究

侦查程序是指一个国家刑事侦查机关的活动方式以及运用侦查措施与手段等方面规范的总称。中意两国侦查程序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点,这主要是由两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传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制约的结果。加强中意两国侦查程序的比较研究,分析各自的优缺点,对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