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与意识形态安全:羁绊、助力与策略北大核心

大数据时代如何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当下的重要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从“何为大数据”与“大数据何为”两方面对大数据进行双重析理。在认清“数据霸权”“数据特权”“数据强权”给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三重羁绊的同时,找准数据海量化、精准化、实时化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三重助力,进而从价值引领、多元治理、工作队伍、话语浸润上制定大数据时代加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能力建设的四重策略。     

“一带一路”倡议下世界一流企业品牌形象构建——以东方物探公司实践为例

企业品牌形象是企业的软实力,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以商誉形式构成企业的无形资产。本文在阐述构建世界一流物探企业品牌形象的重要意义,剖析“一带一路”倡议下世界一流企业品牌形象构建机理的基础上,对中国石油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世界一流企业品牌形象构建实践路径进行梳理,为国有企业构建世界一流品牌提供参考。     

以创新共同体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蓝图,深刻阐述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总基调、战略定位、目标任务以及策略方法,他三次主持召开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全面绘就了长江经济带“五新三主”发展新篇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网络生态治理——整体演化、联动谱系与推进路径

随着网络对现实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发而动全身,保障网络生态安全对维护国家多领域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当前,威胁我国网络安全的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面对日益复杂化、隐蔽化、长期化的网络安全风险,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战略指导,积极探索网络安全治理问题,对于保障国家总体安全、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均具有重大意义。同时,应对网络生态中的新风险、新挑战、新态势,需转变治理思路,应从更高维度的"生态系统"思维出发,从系统性、整体性的视角来把握自由与开放、安全与发展、现实与虚拟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网络生态治理的过程中,我国应以多主体参与、多手段结合的治理模式为先导,以优化信息干预机制、规则导向机制、绩效评估机制为抓手,凝聚多元力量、完善制度建设、强化治理效能,共同构建网络生态安全治理共同体。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根源

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是影响国家战略行为的深层因素。美国在成长为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综合考察战后以来尤其是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与实施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有几个近乎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立足"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保持技术优势,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维持全球霸权,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其中,物质与精神并重,权力尤其武力手段与道德、意识形态旗帜并举,是最具美国特色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特征构成美国安全战略的深层脉络,在战略实践中起起落落但从未销声匿迹。这些思想观念所塑造的全球战略既成就了美国的超强地位,也造成了美国霸权的困境,是理解当前和未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历史与思想线索。     

拜登政府与美欧关系修复的空间及限度

在经历了"特朗普冲击波"后,拜登执政为美欧关系的修复打开了"机会之窗".拜登政府的外交理念回归传统、美欧原有的共同利益基础以及双方短期利益汇合等因素,将助推美欧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双方在一些领域的合作会有所加强.但由于受到国际变局带来的根本性制约以及美欧结构性矛盾的影响,美欧关系的修复空间较为有限.中国因素的凸显既可能刺激美欧加强协调合作,也可能加大美欧战略分歧.归根结底,美欧战略目标与利益诉求的错位决定了美欧传统盟友关系难以回到过去,拜登政府也无力改变这一点.     

清代中国海疆经略对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的启示

作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构建海疆经略体系的顶峰,清朝将“天下”安全思想运用到海疆经略具体实践之中,对包括内洋、外洋、大洋和海上周边关系在内的多重要素进行总体考量,建立起较为成型、完备的海疆安全治理体系。具体表现为：一是按照内洋、外洋和大洋三部进行海域管理。对内洋和外洋,通过行政建制和水师巡查,实现日常的、具体的海上管辖;对于大洋,则将陆地边疆治理中的“以不治治之”原则应用到海上。二是以制度建设保障各地水师开展海上巡视、缉盗、护送、救助等任务,有效维护了东亚海上的安全秩序。三是以宗藩制度经营与周边海上藩属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关系,实现了东亚海上的长期和平与稳定。晚清政府以主权原则强化对海岛、海域的管理,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立约保藩”的外部层面却遭遇失败。探讨清代海疆安全体系构建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中国推动构建周边海上安全秩序,具有历史中国观、总体安全观和国家主体观三方面的重要启示。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日本的对华外交深受国际体系和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影响。由于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以2017年为分水岭,第二次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的整体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制衡"向"战术避险"方向的转变。在2017年以前,日本为了联美对华实施"战略制衡",在外交方面,以"印太战略"孤立中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岛屿防卫能力和强化日美同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对"一带一路"倡议持冷淡态度。在2017年以后,在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实施"战术避险"。在外交方面,加强印太战略的开放性、领导人互访和对华自制;在安全方面,继续强化国防上的内部制衡;在经济方面,有条件地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并对华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展望未来,令和时代的日本将是一个拥有部分战略自主的中等强国,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维持与中国有距离的交往,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角力中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