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益慈善研究知识图谱(1998—2017)——基于CNKI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分析

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998-2017年我国公益慈善研究领域的7909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献进行文本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公益慈善研究经历了缓慢增长、迅速增长和波动下降三个时期,依据关键词进行聚类可以将我国公益慈善研究划分为国家与社会关系、慈善事业发展、志愿服务与志愿精神、社会组织监管、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五大研究领域。当前,我国公益慈善研究存在研究力量分布不均衡、机构间横向合作较少、单个作者发文量集中度低、期刊影响力权威性不足等问题。公益慈善事业的新趋势和新发展、社会创新视野下的公益慈善实践、地方政府公益慈善政策三个方向值得在未来研究中重点关注。     

中国书法"走出去"有何独特优势

中国书法与中国文化的产生、发展、传播相生相伴,是中国文化之独特代表,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中国书法的独特性及其与世界艺术的共通性,使其具有"走出去"的独特优势。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人心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书法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喜爱,其艺术魅力和文化底蕴,必将对世界文明交流产生积极影响。     

构建中国主体性公共治理学派的反思性探索——评李俊清教授《族群和谐与公共治理》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把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尝试建构中国主体性公共治理理论,探索和形成中国公共治理学派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     

公共价值与公共服务——兼论我国公共服务价值导向

公共价值是相对抽象的社会领域,它具有层次性,包括社会整体层面价值、民主社会的众意和特定利益团体价值。公共服务的供应,在理论上来说应该以社会整体层面价值为导向,由众意推动其决策,但事实上利益团体价值的影响更为直接和具体。这三个层面的公共价值决定了公共服务供应,而不是公共服务创造了公共价值。公共服务供应过程中,对这三个层面的公共价值,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偏离,政府的作用不是积极通过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价值,而是帮助各阶层民众积极表达意志和利益,防止和纠正公共服务决策与供应过程偏向特定利益团体。在我国尤其要克服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价值可能导致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冒进,要树立有序、渐进推进公共服务发展的理念,发挥好社会主义价值与制度优势,在最大范围内汇聚众意,守护社会整体层面的公共价值。     

论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因素分析

社会公众作为社会治理中的关键因素,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公众自身能力和素质的差异,其在社会治理中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但是能够参与社会治理的公众必须具备较高的参与意识、公共精神,参与能力、资源和技术以及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为了提升公众的参与价值和主导价值,必须为公众参与搭建制度平台,加强公民意识和公民精神的教育,提升公民参与能力与技术。     

宗教界人士担任人大代表是否违背政教分离原则

政教分离主要指政权与宗教组织的相对分离,中国的政教分离主要指宗教不得干预行政、教育、司法等国家职能;国家不干预宗教内部事务。宗教界人士以公民身份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代表的是人民和选民利益,并非宗教组织的特殊利益,并不违背政教分离原则。但是,实践中确实存在人大代表以宗教身份在人大履职的错位情况,需要纠正。     

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之经验

芬兰从最开始的被瑞典殖民,到后期芬兰民族意识的觉醒,再到现在芬兰语族群和瑞典语族群和谐发展,芬兰在斗争和妥协中找出了一条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本文通过对芬兰多元主义族群治理模式的分析,希望为我国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借鉴。     

乡村经济精英参与贫困村产业培育的激励机制——基于广西地区部分县域的观察与思考

乡村经济精英因其生长于乡村,且立足乡村经济获得精英地位,在精准了解贫困群体需求,精准选择和培育产业方面更具比较优势。广西地区部分县域的乡村经济精英,通过精准选择产业,敏锐把握新经济模式,在获得自我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在带动贫困户发展方面有较好的表现,他们的成功更直观地展示了乡村经济精英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价值。为更好地发挥这些乡村经济精英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作用,建立多元主体分工协作机制,改进相关政策设计,便利乡村经济精英参与一些项目,多渠道增强乡村经济精英的获得感,采取有力措施治理"精英俘获"避免乡村精英价值扭曲,通过多方面措施激励和强化乡村经济精英更深入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的积极性。     

绩效机制与社会治理权责下移——以广西某市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多元化趋势日益显现,基层公共组织特别是乡镇基层政权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社会治理方面的价值不断凸显,这对我国当前政治—行政制度设计,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如何顺应形势,通过优化制度设计.适应社会治理权责下移需要,成为当前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领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广西某市虽然地处偏远边疆地区,但在这方面的探索却相对走在前列,在实践中探索了社会治理权责下移的一系列机制与方法,其中以绩效机制稳定社会治理权责下移的做法,尤其值得重视.     

我国志愿服务实践中的政府职能转变

当前我国志愿服务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政府职能错位,具体表现为政府“扶持、监管不足,控制、干预有余”,这已成为制约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志愿组织的作用,实现共赢的社会效果,必须结合中国实践,重新反思、定位政府和志愿组织的关系,明确政府在志愿服务实践中的应尽职能.合作制衡模式是我国未来政府和志愿组织的恰当关系定位.政府应该摈弃传统做法,对缺位的职能予以有效弥补,对越位的职能予以放弃,明晰其该作为和不该作为的职责界限,以实现其应尽职能的圆满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