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要解决好控制权问题

混合所有制改革目的在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市场因素对企业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新一轮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须重点解决企业向经济型治理结构转变的问题,而科学配置控制权是增强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的先决条件,唯有明确不同权利主体的职责,才能更好地优化组织结构,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中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权力制衡——完善政府内部纵向自我监督体系建设探析

近年来中国政府内部监督成果不容乐观,对官员监督多从外部监督入手,专家及银行监管作为社会监督的一部分对政府内部监督亦有其参与其中的必要性.本文指出,权力制衡一直是政治学界研究限制官员权力的重要理论,以往研究中,多关注同级官员的权力分化与制衡,忽视上级、同级、下级三个层级间的联系对官员监督的重要意义.下级对上级的匿名评定打破官本位思想禁锢的同时,也为中国官员的考绩与黜迁提供重要参考.     

网络安全的战略选择

随着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张及其对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渗透,网络空间不断增长的财富、战略价值以及世界经济社会运行对网络空间的深度依赖,使网络空间整体安全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网络安全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又一全球性公共问题。网络安全问题虽然属于国家安全范畴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但国家对于安全的偏好没有改变,对安全追求的逻辑路径依旧。从理论的角度看,由于体系压力以及国家对于安全的追求,国家会选择制衡的战略,但在现实中,制衡经常缺位或迟到。受到非传统安全环境影响,地缘战略中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加强军备、联盟以及平衡手的存在等制衡方式和作用、意义同时发生了变化。细分到网络安全领域,沟通机制的不同、威慑效果不同、行为体的多样、行为判断的困难等特殊性,导致在网络安全领域,国家选择追随或合作将成为更优选择。     

政治道德的行为主体、目标指向及其推进路径

政治道德视阈中的政治行为主体应该是一个包括国家、政府、政治官员、政党、公民等要素在内的复杂系统,此系统内部各要素在政治道德建设中关系的良性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政治道德行为主体本身是系统结构,各组成要素的作用形成合力,如果定位不全,会造成结构上断层,问题症结和诱因诊断必然失误,无法回应并有效解决政治道德的现实问题。我国政治道德建设应该遵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政治道德目标指向,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建设实践。当前阶段,应该注重采用重点突出与多样创新并行之路径,既重视相互制衡又强化全面促进、协同推进。     

宋代的权力制衡术

宋代完备的官场制衡机制，使五代以来“朝纲混乱，武将乱权”的传统被迫终止。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适应了行政主体职能不断扩张的需要,弥补了立法局限性和滞后的弊端,提高了行政主体应急能力和执法效率,有利于法律实体公正的实现。与此同时,由于行政主体本身的强势地位,很容易造成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使行政行为违背法律授权的目的和宗旨,执法者甚至可能利用自由裁量权谋求私利或达到非法目的,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任意增减。为此,需要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从行政角度而言,行政案例指导制度、行政裁量权分权制衡制度、行政裁量权绩效评估制度、行政裁量权层级监督制度、行政人员综合素质培训机制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重要方法。     

我国志愿服务实践中的政府职能转变

当前我国志愿服务实践中呈现出鲜明的政府职能错位,具体表现为政府“扶持、监管不足,控制、干预有余”,这已成为制约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志愿组织的作用,实现共赢的社会效果,必须结合中国实践,重新反思、定位政府和志愿组织的关系,明确政府在志愿服务实践中的应尽职能.合作制衡模式是我国未来政府和志愿组织的恰当关系定位.政府应该摈弃传统做法,对缺位的职能予以有效弥补,对越位的职能予以放弃,明晰其该作为和不该作为的职责界限,以实现其应尽职能的圆满归位.     

各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之批评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批评在当代文学及文化理论占据重要地位．他在对托马斯·莫尔、莎士比亚的戏剧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建基于话语权力运作之上的“自我塑形”与“即兴运作”，并使其成为格氏批评理论的关键。但同时．在现代语境下．这种话语权力的运作显然已经突破传统观念中强势话语对弱势话语的绝对优势．弱势话语通过“即兴运作”与“自我塑形”的运作方式往往反身置换强势话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话语动态制衡关系。     

对我国民事审判中两审终审制改革的思考

作为一项1954年确立的民事审判的基本制度，两审终审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民事审判制度进行改革。主流观点认为，建立多元审级制度——即以二审终审制为主，一审终审和三审终审为辅的审级制度较为符合我国目前实际。但这种做法能否实际发挥作用，能否解决二审终审中存在的根本性问题，仍值得商榷和有待将来实践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