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力促慈善中国再进阶

如果说初次分配是市场主导的“无形之手”,再分配是政府主导的“有形之手”,三次分配则是社会参与的“温柔之手”在各乡镇街道大力发展民间基层公益慈善组织,打通慈善募集和救助的“末梢神经”,实现“捐在基层、用在基层、互帮互助、同村共济”变少数人参与慈善为人人参与慈善事业,变单一的慈善形式为全社会多元的捐助体系,变单向施受的慈善为双向受益的慈善,让慈善成为一种流行文化2021年11月23日至25日,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多部门共同举办第九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吸引了916家机构、1339个项目、2237种产品申报参展。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健康促进的实践探索与历史经验

人民健康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针对人民健康面临的主要威胁,广泛动员和协调各种力量协同参与到卫生健康事业建设中,很快扭转了"疾病丛生、缺医少药、人民体质极度低下、保障制度缺失"的严峻局面,中国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回顾与研究这段时间多元主体协同推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有助于健康中国战略的进一步推进,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路径分析

行业协会商会是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主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大都关注行业协会商会的经济服务功能或从现象出发描述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而较少从理论视角去构建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机制。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与自主治理理论提出了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路径与机制的分析框架: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管理的辅助机制、参与社会自治的补充机制与参与社会共治的协同机制。通过对温州市行业协会商会案例的考察发现,温州商会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完善安全生产等社会管理事项,开展行业自律、助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参与环境自治等社会自治领域,以及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培养社会人才充分就业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等社会共治方面进行了探索性实践。为了更好地推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社会治理,党委与政府要充分认识到行业协会商会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多元化角色,同时要赋权赋能行业协会商会以增强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抗战相持阶段 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及当代启示

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国民党掀起了三次规模化的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的政治诉求、话语诉求、身份诉求、抗战诉求,通过理论灌输、话语叙事标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向与价值关怀。然而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衍生演变,党际之间的矛盾激化,真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边界的故意抹杀,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肆意鼓吹,使文化边界呈现出繁缛化、阶级化、模糊化、扩张化的样态,造成了政治思想理论界的分歧复杂,加剧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守护之困。守护马克思主义文化主阵地需要廓清真三民主义与伪三民主义的政治立场、辨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未来革命指向、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思想界限、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的适用磁场。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中,守卫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需要协调好一元指导与多元共存的关系、兼顾好理论经典与时代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内在防御与外来扩张的关系。     

主辅协作:社区治理的基本结构与运作机制 ——基于若干社区案例的讨论

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尚未出现"多元共治"格局,而是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主辅结构。主辅结构是以基层组织为主导性力量、以积极分子等社会力量为辅助性力量的社区治理结构,基层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社会性力量则发挥着信息媒介和应付任务等辅助性作用。主辅结构的形成与群众动员的传统有关,情面关联、社会性报酬和利益回馈等构成了主辅结构的维持与再生产机制。社会分化加剧会弱化主辅协作的运作效果,通过发展灵活简约的居民自组织是构建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和壮大辅助性力量并举,是探索建立我国社区治理模式的有益尝试。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