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市民与城市:超大城市治理中的热线问政与政府回应——基于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大数据分析

大数据时代,热线问政成为超大城市感知城市演变、吸纳市民诉求、回应治理痼疾的新生机制。从政府回应性理论视角探讨了热线问政在连接市民与城市、重塑政府回应性的关键机制,并以北京市12345政务热线的海量实时数据为例,分析了超大城市热线问政过程中的市民诉求与政府回应之特征及其关系。研究发现,基础民生、基本民生和发展民生是北京市民对城市治理的主要诉求类型,不同类型的市民诉求具有鲜明的时空规律;政府回应在属地和部门分工上均显著存在。Logit回归表明,市民的诉求议题、时空特征、承办单位以及诉求属地的行政面积、人口密度、市民参与、人口复杂度和组织复杂度等,都显著影响着热线问政的政府回应性。     

公众诉求与回应性监管: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的社会性监管创新——对三类社会性监管领域的比较分析

政府监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传统社会性监管重视政府和监管对象之间的互动,而忽视了公众诉求对政府监管的有效作用。运用北京市政务热线大数据,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三大社会性监管领域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各领域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在不同时空颗粒度存在聚集和离散效应。环境保护诉求的公众聚集度最高,食品安全诉求的回应比例和公众满意度最高,医疗卫生诉求的回应时长最快、解决率最高。三个监管领域公众诉求的回应,共同受空间维度和政民互动程度的显著影响,时间维度与区域属性影响则依监管领域自身特征呈现差异。链接公众诉求与政府回应性监管,可为大数据驱动的社会性监管创新提供实证支撑和实现路径。     

论证据强度对认罪认罚实体从宽的影响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何以实体从宽面临着正当性缺省的困境。刑事一体化背景下用证据强度概念解释实体从宽的正当性是合作式诉讼模式的重要选择,凸显刑事诉讼进程对定罪量刑的重要作用。证据强度是对证据的整体性评价,是法定证据标准实然降低样态的动态反应。从政策、办案机关和辩方视角看,证据强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要求,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和保障司法公正,进而影响实体从宽。理性人假设框架与心理陷阱框架下不同参与主体对证据强度的司法适用不尽相同。     

微博反腐背景下的政府回应能力建设——以“刘铁男事件”为样本的分析

政府回应是政府部门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应有之义,政府回应能力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微博反腐背景下,我国政府回应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还存在不足。我国政府作为回应主体在回应主动性、有效性、持续性及回应速度、信度等方面均有待完善。     

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政治沟通模型、特征、问题及路径选择

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政治沟通是一个政治沟通过程的两个方面。网络民意的急需在回应,政府回应是政治沟通的关键环节;政治沟通的关键在信息,信息准确对称是政府回应的必备前提;网络民意的主体在公民,公民认同是政府回应的成功标志;网络民意的核心在利益,利益诉求是政府回应的切入端口;网络民意的媒介在网络,网络渠道是政治沟通的物质前提。政府回应网络民意的政治沟通存在以下问题:回应力不足阻断沟通回路,信息不完备影响沟通实效,主体差异性导致目标错位,渠道不畅通造成沟通受阻。应对这些状况,就要做到:以满足利益诉求为重点,积极回应网络民意;以推进信息公开为突破,保障民众的知情权;以消除主体差异为契机,努力达成民意共识;以畅通沟通渠道为基础,保障民众的表达权。     

网络问政的政府回应逻辑：公开承诺压力与选择性回应——基于66个政府网站领导信箱的实验设计

立足我国制度环境与行政体制，建构了网络问政领导信箱回应运行理论框架，提出影响回应绩效五个影响因素，包括行政系统区域特点与领导者特质两个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政治压力、舆论压力及诉求压力三个维度。采用德尔菲法建构了领导信箱回应绩效指标体系，并采用实验设计搜集66个领导信箱网络问政回应的有效样本。实证结果显示：政治压力中的公开承诺程度对回应绩效有正向效应，诉求压力中的诉求类别对回应绩效有显著影响，政府回应存在“选择性回应”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政府网站领导信箱的回应绩效，可以完善内部回应流程、公开对外服务承诺与建立自下而上回应性问责机制。     

公民网络参与视角下司法的回应

当下我国司法领域面临着深刻的信任危机,公民通过网络参与司法运作是实现公民参与权等相关权利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具有正当性。但公民参与司法运作的权利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公民的言论自由与司法权存在着冲突,公众的知情权与个人的隐私权也存在着冲突。公民的网络参与一方面增强了司法的民主性,另一方面网络舆论所形成的压力还影响着司法权威的生成。因此,司法机关也应建立起理性的回应机制,对网络舆论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引导和应对网络舆论。     

论网络安全规制模式的转换及其立法完善

在传统网络规制模式下,中国的网络安全形势非常严峻,政府网络管理机制相对滞后,网络安全管制的价值张力难以消解。为因应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网络安全规制应转向回应型合作规制模式。中国网络安全立法也存在着立法层级较低、没有特定领域的专门立法、缺少预防型立法、责任体系不完善以及实施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网络安全的回应型合作规制模式下,应考虑当前的网络安全国际态势,从完善国内立法和政策与加强推进国际立法进程两方面积极应对。     

从疑虑到信赖:网络舆情的政府回应法治化机制选择

社会事件经由网络曝光后,引起网络舆情关注,负有网络监管职能或作为事件一方当事人的政府部门对网络舆情的回应能力,逐渐成为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指标之一。网络舆情治理的方式和效力能够迅速渗入舆情事件本身并影响社会公众心理,政府回应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重点环节,需要通过塑造网络舆情治理的法治逻辑、信守行政执法中的程序正义、从管制型政府向回应型政府转变等方面去建构法治化、规范化的政府回应机制,发挥网络舆情的良性引导作用,进而消除公众疑虑,提升政府公信力,保障公共行政的正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