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承担人权责任策略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面临挑战和"一带一路"倡议方兴未艾的复杂国际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发展机遇与人权相关风险的双重挑战。国际工商业与人权议程尤其是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蕴含着丰富的企业人权责任。我国可从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采取应对措施。在政府层面,可以制定并执行相关法律与政策;制定工作指引,建立监管体系;制定工商业与人权行动计划。在企业层面,应当把尊重人权原则纳入公司治理;主动发布人权履责报告,加强对话与合作。     

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上)

序言“我无法呼吸!”——乔治·弗洛伊德美国国会大厦暴力事件乱象是政治高层散布重重谎言、蔑视民主、烷动仇恨和分裂导致的恶果。—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对人类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战胜疫情需要世界各国守望相助、团结合作。但一向自认例外和优越的美国,不仅自身疫情失控而且与之相伴的还有政治失序、种族冲突、社会撕裂,留下了“山巅之城”“民主灯塔”侵犯人权的新纪录。     

对法国《环境宪章》及其合宪性裁决的解读

2004年法国国会制定了《环境宪章》。2005年宪法修正案将《环境宪章》吸收到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中。2008年宪法修正案引入了法律事后违宪审查机制。2011年法国宪法委员会根据《环境宪章》对两部法律实施了事后违宪审查,首次确认了个人保护环境的宪法责任以及立法机关履行《环境宪章》的宪法义务,明确个人的宪法责任仍然需要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来界定,而立法机关则有直接的义务实施《环境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立法机关的疏忽或不作为将构成违宪。至此,环境权成为一项具有实际法律效力的宪法权利。《环境宪章》与事后违宪审查机制相结合使法国宪法委员会成为了强有力的环境权保障机构。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

近日华为高管孟晚舟案件引发关注,因为加拿大有可能将孟晚舟应美国要求引渡至美国,因此国际法中有关引渡制度的研究,应当结合美国单边经济金融制裁的特性展开。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在当今世界虽然遭遇了诸多争论,但是仍然对得到了普遍承认。对于何为政治犯罪的构成,过去往往集中于论证、区分政治犯罪的客观方面,而忽视了应当自犯罪人的主体角度,去考察犯罪人是否因引渡遭受基本人权的损害。同时,对于引渡请求成立与否,还应当同时充分考虑基本的人权观念和正义理念,而不仅局限于被请求国和请求国在国内法上的考虑。政治犯罪不引渡的首要考虑因素只能是人权问题,华为案是政治性的,加拿大不应当做出准予引渡的决定。     

新时代我国人权保障的话语体系和法治化路径研究

我国人权发展历经七十载三个发展时期,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和人权保障话语体系,大大增强了我国人权事业在国际上的话语影响力。我国以加强人权法治建设为着力点,已经构建起"立法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的法治化保障体系,健全人权法律制度保障已成为新时期人权发展进程的主旋律。我国在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完善和发展的进程中一直积极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已成为世界人权舞台上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国际投资仲裁机构对涉及人权问题的投资纠纷的审理

国际投资仲裁的当事人在仲裁中提出人权方面诉求的情况在最近十几年里缓慢地增加了,仲裁庭只有在仲裁管辖条款能够覆盖人权问题,并且当事人所选择的适用法能够为人权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引的情况下,才能就与投资有关的人权纠纷做出裁决。现有的国际投资仲裁机构自身存在很多缺陷,不适宜作为审理与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的理想场所。我国应该支持与投资有关的人权问题主要通过东道国的司法途径进行救济。     

浅议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制度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总则,彰显我国立法的进步.但是,从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角度上讲,我国仍存在很多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本文简要分析了刑事被害人及其人权保障的不足,认为要进一步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从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被害人司法审查制度,赋予刑事被害人上诉权等措施展开.     

虚伪与荒诞:达赖集团“政治民主化”剖析——访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彬(上)

记者:2009年3月10日,第十四世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发表讲话称,"从流亡开始,我们就努力建立民主制度。到今天,这个具备宪政的流亡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近些年来,达赖集团不止一次地到处宣扬其"民主成就",而事实究竟如何呢?王小彬:让我们拨开迷雾,透过达赖集团"西藏民主与人权中心"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西藏流亡议会"》(第四版)去见识一下达赖集团的真实面目。《"西藏流亡议     

成年监护制度的现代转向

从世界范围看,成年监护制度目前清晰地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从医疗监护模式转向人权监护模式,从全面监护转向部分监护,制度利用者扩大化,保护与支援措施多元化,意定监护为主法定监护为辅。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立法尚滞后于现代世界主流成年监护制度发展趋势,作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宣言》的签署国,我国应结合老龄化社会的发展实际,顺应当前国际趋势,确立人权监护模式的成年监护制度,以尊重自我决定、最小限制和能力推定为原则,并扩张制度的利用者范围,以意定监护契约为监护主要设定方式。在法定监护中确立有限监护的中心地位,并在此基础上新设监护、保佐与辅助三种措施。同时完善《老年法》第26条,建立起以吸收《精神卫生法》和相关行政规范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监护监督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与人权关系的历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与人权关系的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分离、结合与融合三个历史阶段。在上世纪早期法治实践之中,法治与人权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处于分离状态,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之中法治与人权都未建立有效关联。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以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党的十五大报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为标志,法治与人权由分离向结合转变。此时,法治与人权在理论层面或实践层面都互有所指,处于价值互涉的状态。以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为界,法治与人权趋于融合。由此开始,法治的人权保障价值与人权的法治保障方式高度融合,处于无法隔离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