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约国在实施国际人权条约方面的经验与问题

实施是人权国际保护的核心 ,但联合国人权条约下的报告制度面临着报告迟延、报告内容空泛和国家代表地位不一、阅历不足等问题 ;国家间指控制度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 ;个人申诉制度则经受着申诉数量小的挑战。缔约国在国内层面对国际人权条约的实施面临自动执行与非自动执行、人权条约的地位、国际习惯法可否直接适用等问题 ,对此 ,缔约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各不相同。我国批准和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如何在国内实施的问题将会愈加迫切 ,应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国际法院与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的实施

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的实施不仅包括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在国际层面的监督及公约缔约国在国内层面的遵守,还包括促进公约实施的其他机制。国际法院在其所受理的案件中曾屡次涉及核心人权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本文旨在分析国际法院在促进核心人权公约实施方面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限制,人权公约实施相关案件对国际法院自身裁判活动造成的影响,以及国际法院与其他人权公约实施监督机构的关系。     

联合国经济制裁中的人权保护问题研究

联合国经济制裁通常以安理会决议的形式出现,安理会决议具有法律效力,各国有义务全面、严格地执行安理会决议。安理会决议应当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不得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相抵触。当一国出现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并怠于履行人权保护义务时,安理会可以代表国际社会对其采取保障人权的必要措施。联合国制裁经历了从"传统制裁"到"聪明制裁"的转变。由于缺少对公正审判权的保护,各国执行"聪明制裁"面临选择困境。针对"聪明制裁"可能引发的人权危机,有必要从制度设计层面入手,明确安理会决议的授权范围,完善"和平之威胁"的判断标准,加强对各国执行安理会决议的监督与审查,保障制裁对象的公正审判权,建立多元化的人权保护救济渠道。在联合国经济制裁中加强人权保护,有利于积极应对国际安全形势变化,有利于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消费者权利的人权维度——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在"公司帝国"肆虐的现代社会,人权的普遍关联性和至关重要性通过消费者权利得以体现。将消费者权利界定为人权,是对我国2004年"人权入宪"的有力回应,进一步彰显了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共时性"融合的具体语境。对消费者人权维度的制度设计,我们必须基于"消费者是弱者"与"消费者主权"的理念,就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对经营者的权利、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对企业的权利和在政府与市场互动中对政府的权利三个层面展开,通过修改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加以实现。     

合作抑或批评——浅析国家人权机构如何处理与本国政府、联合国条约机构之间的关系

<正>"国家人权机构"一词是指"由某一政府按照宪法、法律或行政命令建立的机构,其职责是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角度而予以特别规定"的机构。〔1〕联合国为推动此类机构的出现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为各成员国设立国家人权机构提供了国际标准。自此开始,在联合国的大力倡导下,世界五大洲涌现出了一批依据"巴黎原则"设立的国家人权机构。〔2〕其中,美洲国家建立的较早,集中于90年代初期,非洲和欧洲国家集中出现在9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则发展于90年代后期。〔3〕     

国际人权法之于中国人权法制建设的历时性研究

二战以后,国际人权进入空前发展的阶段。经历了面临世界范围内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对立,国际人权法开始推动普遍的人权价值。60年间,中国人权法制建设在国内法与国际法层面有着紧密的关联。中国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是一个后发的、稳步向前的过程。1971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进入国际人权公约领域。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权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加入了人道法以及少数群体、特殊群体的国际人权公约;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中国的人权保障制度有了深刻的发展,并加快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进程。当前,中国在人权法制建设中致力于构建人权话语体系,寻求人权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结合。     

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国际话语权的争取

中国争取国际人权话语权需遵循"解构—建构"的思路。就"解构"层面而言,通过回溯西方人权话语的生成史,揭示其实质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和难以被证实的抽象假设。从"建构"层面来看,中国人权保障所取得的实践成就,以及推进人权保障中所形成的人权话语,在实践和理论上为中国争取人权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置此之下,我们需要更加注重人权话语权的争取策略和进路,坚定人权自信,深度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内涵,构建"三位一体"的人权话语传播主体,不断充实和更新人权话语叙事载体,增强在联合国人权中的议题设置和通过的能力,大力培育人权理论和实践的高端人才。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

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应被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予以对待。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堪称罪刑法定原则的"魂魄"。罪之法定与刑之法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表征,而形式安定性与实质安定性则构成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两个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除了面临着刑法适应性与司法能动性的挑战,更面临着"安全刑法"乃至"仇敌刑法"的挑战。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可以从刑法立法和刑法解释中寻求保障。通过人权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安定性的最终意义在于刑事法治乃至整个法治。     

国际人权法的里程碑：《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

作为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人权文件．《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体现了在“冷战”之后,国际社会基于普遍的人权、民主和法治来建设一种世界秩序的共识。《纲领》构成联合国在“冷战”后开展人权行动的主要基础。它对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政府如何对待其人民不再被视为绝对地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务。它为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通过调整和加强联合国人权机制,包括设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国际刑事法院．从而增强联合国系统内投入到人权方面资源的协调工作：通过制定和强化少数群体、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的权利,从而巩固了平等、尊严和容忍的成果;并通过人权教育等行动,传播、推动和加强了人权;并改善了执行和监测办法。     

论冷战后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

冷战后,国际人权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而深刻的议题,人权争议变得更加激烈,联合国人权保护作用和国际人权干预能力遭到质疑。联合国人权保障机制面临着诸多难题,其原因主要是体制的非平衡性、天然的妥协性、价值的工具化倾向。     

Advancing Direct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e Rol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sorting to the immensely state-centric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to regulate corporate human rights abuses is often viewed as inadequate. Among many proposals aiming at filling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gaps, imposing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directly on corporations is a bold one, which, due to profound doctrin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is yet to be materialized. However,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given their prima facie “state–business nexus” that blurs the traditional public–private divide, might provide a renewed opportunity to push forward the “direct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campaig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whether SOEs represent a golden chance for direct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regime. This study provides a legal analysis supported by case law, and by comparative and empirical research when appropriate. After providing a definitional account of SOEs, it examines the legal status of SO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hen, in the reverse direction, it proceeds to explore if the state–business nexus of SOEs as non-state actors could render the argument toward direc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ccountability more convincing. Major findings reveal that SOEs, to a limited extent, represent a renewed opportunity to rethink direct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论发展权的实现途径

发展权既是一项国际人权,同时也是一项国内人权.作为国际人权,为保障发展权的实现,各国应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权实现的国际环境.作为国内人权,国家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保障和促进发展权的实现.包括设立促进与保护人权的国家专门机构;完善立法;完善宪法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     

Responsibility Beyond Borders: State Responsibility for Extraterritorial Violations by Corpor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States routinely provid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to their corporate nationals in their global trade and investment ventures. While states may not intend to allow corporate nationals to violate human rights in their extraterritorial operations, by their actions or omissions, states may facilitate, or otherwise contribute to, a situation in which such violations by a corporation occur.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extraterritorial activiti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NCs) that violat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can give rise to home state responsibilit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home states of TNCs have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 certain situations to regulate the extraterritorial activities of corporate nationals or the latter's foreign subsidiaries and can incur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where they fail to do so.     

环境权与宪法--从人权保障的观点谈环境权的宪法意涵

试图以宪法学上的基本理论,尤其是有关人权保障的理论为基础,尝试探讨与厘清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首先从宪法释义学的角度,分析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体系之间的关系;其次尝试阐明"环境基本权"的意义与可能内涵,为环境与人权的连结提供思考的方向.再者,从国际人权的发展,论述国际人权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连性.     

论发展权的法律救济机制

全球社会迄今依然没能成功开发发展权法律救济机制的关键在于对发展权的可司法性缺乏应有的理论认识。发展权的可司法性无论是从价值、性状还是范围上,均可得到充分求证。而发展权侵权行为的界定则是进行救济的前提,其内在要素包括结构性侵权和个体性侵权,外在形式分为作为与不作为,尤其是从"具体性权利论"这一新理论出发,可以发现国家不作为侵权行为对发展权的重大影响。在"国际宪政关系"新视野下,发展权法律救济程序的权利义务主体及其相互关系之展开具有不同于普通人权的多元性和独特性,其互动的关系模式即权利救济机制的运行程序包括:内国的确权之诉及相关审查机制、请求国家赔偿的给付之诉,在国际上,可巧妙地将《发展权宣言》的抽象规定链接到现行国际人权公约的具体规范之中,利用现行国际人权公约设定的硬性机制予以实施。     

人权法语境下的气候变化损害责任:虚幻或现实

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不仅影响全球生态系统,而且对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在内的各项基本人权的享有和实现构成了严重威胁.在现行多边气候变化体制缺乏损害责任承担机制的情况下,人权法语境下的气候变化损害责任开始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尽管环境损害的人权法救济在实践中已获得了各人权机构的广泛支持,但由于气候变化损害的跨界性和累积性特点,与之相关的人权法责任之构建仍将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过,即便气候变化损害的人权法责任在目前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气候变化与人权的挂钩对于多边气候变化体制的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     

可持续发展与人权的时空耦合及动态演进——兼论中国消除贫困和其国际法意义

从寻求保护地球机会的“另外之路”到破解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可持续发展逐渐登上国际舞台,并与人权在一定时空邂逅。其关乎人的自身发展问题,包括消除贫困以及平等、人权等诸多领域,而人权是加快取得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进展的明智方式。两者相互耦合、相互促进,可持续发展因人权因素的渗透而使其内涵不断扩大,人权的内涵也因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介入而更加丰富,两者在不断深化内涵、增添时代内容中悄然演进。贫困是不可持续的根源,阻碍了可持续发展;贫困状态严重妨碍人权的充分实现和享有。中国消除贫困的国际法意义深远,不仅为国际扶贫脱困提供中国样本,而且在维护世界稳定、和平安全、人权保障、消除恐怖主义等方面均有重要影响。     

国际人权条约的形式分析

国际人权条约是国际人权法最重要的渊源。本文从形式角度研究了国际人权条约 ,介绍了国际人权条约的名称 ,区分了国际人权条约的类别 ,总结了国际人权条约的形式特点 ,并分析了国际人权条约的结构。     

论气候变化对人权国际保护的影响

气候变化与人权国际保护都是当代国际法的热点问题,全球性、长期性与政治性是二者的共同特征。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影响是多层次的,而它对人权国际保护的影响涉及国家安全、人道主义问题、发展权、健康权以及国际关系的调整等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应转变观念,从战略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同时,还要加强国际合作,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发展权,并加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法制建设。     

国际贸易中的人权问题——以发展权为视角

发展权是当代人权的核心内容,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国际贸易中劳工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环境保护标准以及药品价格等的确立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许多有关个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而且还影响发展中国家以环境权、可持续发展等为内容的集体人权的发展.国际贸易应坚持非歧视原则,促进发展权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