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监听的法律思考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分割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     

应以“公民参与”取代刑事诉讼法中的“依靠群众”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依靠群众”原则是政治话语在法律上的体现,表明我国法律尚缺乏应有的自治性。它也无法在具体的诉讼实践中操作应用,又不可避免地流于空洞化。建议以“公民参与”来代替“依靠群众”原则。     

检察监督原则另论

检察监督原则是我国检察权配置的基本方案和原则。根据检察监督原则的要求,检察权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监督权,检察院可以对公安机关和法院进行监督。但是,从检察权本身的性质和特征来分析,检察监督原则的法理合理性却值得质疑。     

刑事侦查职能论纲

在现代刑事诉讼机制中 ,侦查职能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的诉讼职能。从历史上看 ,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分化、整合的发展过程。从内容上看 ,现代侦查职能包括制止犯罪、查明案情、保全证据与犯罪嫌疑人人身等功能。     

讼诉文化论——兼谈我国诉讼法制的现代化

<正> 如果说人类社会是由各种文化因素相互运作达成的某种秩序,那么,诉讼,则是构建社会秩序诸文化因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离开诉讼保障的社会秩序,是脆弱和难以稳固的。将诉讼现象置于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景深中考察,有利于拓宽诉讼法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诉讼机制运行的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诉讼在构建社会秩序中的应有功能。因此,研究诉讼文化的形成、特点和演变,探索实现我国诉讼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应当成为法学界尤其诉讼法学界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律师职业与法治的辨思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方略。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依据的是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法治依据的则是体现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与法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或者说,是“法依人”还是“人依法”。“一般说来,在国家管理中,偏重于人的作用还是偏重于法的作用;在个人意志与法律冲突时,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是法律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这就是我们说的‘人治’和‘法治’的区别。”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方…     

辩护制度：力求在宪法与刑诉法中良性互动

宪政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基本权利通过宪法和法律来表达,也需要宪法和法律予以保障。因此,一方面,各国在宪法上明确规定辩护权等个人基本权利的同时,设定无罪推定等保障机制奠定辩护权的根基,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辩护权的具体行使方式,保障辩护权的行使效果。在现代宪政国家,辩护制度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力求良性互动。辩护权由一种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性权利演变为宪法和国际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现了当今宪法和国际法在辩护权保护方面与刑事诉讼法的互动与一致。美国早在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指控者享有……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并在各州宪法中予以确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人权利中律师辩护的权利是抗辩式诉讼程序的基石,有专业的辩护人代理被告人案件是抗辩式诉讼程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检察院的对策

在充分肯定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任务的前提下,在总结16年来刑事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借鉴和吸收国外刑事诉讼法的有益做法     

形式正义:刑事侦查的程序价值分析

刑事侦查程序不仅应当具有致成自由、秩序等的实体性价值 ,而且应当具有独立、中立、平等、参与、科学等程序性价值或者说形式价值。我们在构建公正、科学的现代刑事侦查制度时 ,必须充分关注和考量刑事侦查程序的形式正义性     

关于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的理论思考

证人庭外的证言以及在法庭上陈述的非亲身经历的事实,通常不能作为法庭认定犯罪事实的依据.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其中最主要的是正当程序的理论.我国没有建立传闻证据规则,原因在于观念和机制两方面存在制约.应该在我国建构传闻证据规则,在不损害被告人质证权的前提下,设置例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