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能论——兼与陈卫东教授商榷

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能是监督制约公权力,确保公权力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防止其滥用和异化。《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是科学的,检察机关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更不是行政兼司法机关,而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批捕职能均是目的与手段,不存在分离的空间。如将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分离,只能导致检察机关被彻底边缘化甚至被取消。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职能,以对等式监督为模型,重点强化职务犯罪侦查职能。     

论刑事侦查阶段侦查权与辩护权的动态平衡

刑事诉讼职能对于刑事诉讼各个阶段控、辩、审三方权力(利)的配置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作用。本文从刑事诉讼职能出发,在探讨辩护理论基础和职能本质的基础上,以律师会见权的保障与合理限制为视角,探讨侦查阶段辩护权与侦查权的互动关系。由于侦查程序的特殊性,在辩护权与侦查权关系的问题上,要求我们不能"平均用力",也不能"厚此薄彼",而应实现辩护权与侦查权的动态平衡。     

论人民检察院侦查权的性质─—兼评取消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论点

论人民检察院侦查权的性质─—兼评取消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论点陈健民近来，有同志提出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与其法律监督职能无关，从某种角度上看是对法律监督职能的削弱，主张取消这部分侦查权，将其交由公安机关或由国家成立独立的反贪污贿赂机构来行使。提出这些主张的同...     

中国监狱职能解析

“监狱职能”是监狱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基本范畴，但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对监狱职能的理解是模糊不清的，在理解与把握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应对我国监狱职能予以科学定位，我国监狱职能定位应为在改造人宗旨的指导下，在顺利完成执行刑罚任务或惩罚任务的同时，努力追求改造效应的最大化。     

论检察职能的准确界定与进一步完善

职能,是指一个组织的部分在组织关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方式。检察机关的职能,即检察职能,是检察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功能和作用,它是由检察机关的性质和地位决定,通过行使职权决定的。在现代法治框架内,检察制度承载着重要的救济权利的使命,是秩序、权利、公平和正义的守护者。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检察职能主要通过三个途径予以实现:一是职务犯罪侦查权。二是公诉权。三是诉讼监督权。检察机关职能从三方面来发挥:一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二是约束权力的正当行使;三是维系现代司法的合理构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主要是通过各种诉讼活动的方式行使的,其中包括刑事的、民事的和行政的诉讼活动。于是,又形成了各种具体的检察职能,包括侦查职能、侦查监督职能、公诉职能、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监所监督职能、民事行政检察职能等。     

司法体制改革中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构想(下)

二、强化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外部监督,赋予检察机关履行侦查职能所必要的侦查手段 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实质上是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是否依法履行职责的法律监督。特别是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不仅表现为检察机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监督,同时是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重要保障。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政体制下,检察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具有独立宪法地位,决定了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不仅从检察机关的职能性质上讲是适宜     

略论现代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变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现代政府行政职能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论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

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是提高职务犯罪侦查能力和效率的需要。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包括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专业化和职务犯罪侦查方法的专业化。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的专业化有三种模式,即警察职能模式、独立职能模式和检察职能模式,后者最符合当前中国社会的状况。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专业化有关的三对范畴是:专门化侦查与一般化侦查;集中型侦查与分散型侦查;一步式侦查与两步式侦查。职务犯罪侦查组织的一体化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专业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职务犯罪侦查方法的专业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人证调查方法的科学化、物证调查方法的常规化、秘密侦查方法的规范化。     

发挥职能作用确保刑事检察履职办案高质效

刑事检察作为检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充分履行刑事检察职能,确保高质效办案,并以高质效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一、把握好刑事检察工作的职能定位刑事检察是检察机关最基本、最核心的业务,履行检察机关司法办案职能,重点要履行好刑事检察职能。而履行刑事检察职能,最核心的是履行好公诉职能:一是追诉犯罪,包括引导侦查的职能、指控犯罪的职能;二是约束程序,遵循“不告不理”原则;三是监督职能,包括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我国刑事侦查管辖权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侦查管辖问题在中国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在立法上侦查管辖与立案管辖、职能管辖和审判管辖相混淆,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侦查管辖的规定相对薄弱,相互不统一。侦查机关对案件管辖分工,以案件性质作为划分的标准不合理,且分工过于严格。实践中以审判管辖作为侦查管辖标准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专章规定侦查管辖,同时规定检察机关具有对所有案件的侦查权,并对案件管辖进行监督。     

刑事诉讼职能研究

刑事诉讼职能是刑事诉讼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和任务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和功能。其特点包括法律性和规范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独占性和排它性、交会性和共生性等。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三种基本职能。     

刑法的机能和我国刑法的任务

刑法的机能是关系到刑法理论体系以及刑法解释的重要问题。国外有关刑法机能的见解,是他们所主张的法律理念的结果。我国由于法律价值观和刑法规定内容和国外不同,因此,我国刑法的机能也与国外的情况不同。在我国,刑法的首要机能是维持社会秩序,其次是保障人权。     

羁押属性及适用原则

羁押是刑事诉讼中常用的一种人身强制措施 ,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反映出不同的性质和功能 ,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也有不同的意义。现代羁押制度是在刑事法治原则及无罪推定原则指导下的 ,专门机关根据法定审查机关决定 ,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押在指定场所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羁押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嫌疑人、被告人逃跑、自杀、妨害证据 ,以保证及时到案及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 ,预防再犯罪则是辅助性的。审判前的羁押应是例外的措施 ,采取替代措施应为一般性原则。在制定和适用羁押制度过程中 ,要贯彻法制、比例、司法、诉权以及一次性、令状、防止双重风险等原则。     

刑事立案异化及其原因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的阶段，并且具有相对独立的诉讼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普遍不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案，而是根据案件侦破的难易程度决定立案与否。这使得立案程序出现异化和虚置现象。原因是公安机关兼有行政管理和诉讼侦查双重职能以及公安机关内部规范、司法习惯与刑事诉讼法的矛盾。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角色的重塑

侦查程序的正当化系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诉讼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法官的应然作用对侦查程序的正当化起关键性作用。我国侦查程序中法官应然角色作用缺失,形成种种弊端,严重违背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亟待予以重新塑造,以充分保障人权,促进我国刑事诉讼文明、民主的进程。     

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

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统一是刑法的整体价值目标,而不是刑法某一个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认为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双重机能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刑法的机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错把刑法的整体机能当成了其构成要素的机能。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应当服务于刑法的整体价值目标,但是,它却不应该、也不可能直接承载社会保护的价值内容。我国《刑法》第3条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将社会保护的内容附加给罪刑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原则的社会法律意义,不利于现代刑法观念的培植。     

刑事侦查权涵义多样性初探

“侦查权”概念是多样的 ,侦查权概念的涵义具有丰富多样性。突破侦查权概念原有界定视角的局限 ,改变侦查权概念涵义的单纯性 ,全面揭示侦查权的实质内涵 ,是科学认识现代刑事侦查权的基础。尽管侦查权概念和涵义是具体多元的 ,但是 ,侦查权归根到底是国家法律赋予侦查主体单方面强制调查犯罪事实的权力 ,法定性、暴力强制性和侦查主体单方面拥有权力 ,是侦查权的三个基本特征。     

现代风险社会中危害性原则的角色定位

功利制约正义的国权主义刑法思想会使刑法成为控制风险与不安全性的重要工具,促使危害性原则内涵不断膨胀,刑法的社会机能随之扩张并使危害性原则的人权保障机能与批判机能逐渐丧失。在现代风险社会语境下,以保障人权、自由为本位的人本主义刑法理念仍然是立法与司法的基本准则。风险的控制应该是有梯度的,危害性原则必须与刑法谦抑思想并用才能成为刑事立法的指导原则;必须在形式的构成要件框架内,在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刑事司法的指导原则。     

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的勃兴,肇始于中国刑法理论界对作为刑法调整对象的犯罪与刑罚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刑法学体系的改造、完善与重构问题的深入思考。中国刑法哲学研究通过对刑法的广普价值、一般功能以及基本犯罪观、刑罚价值、功能等诸多本原性问题的追问和探讨,厘清了中国刑法的诸多应然性问题,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哲学研究体系,对当代中国刑法、刑法学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展望21世纪,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应在准确定位、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     

Understanding of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in ancient China

It is the duty of literature on criminal law to record the states orthodox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justice.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systematic and sufficient historical literature for directly expounding the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outside the state criminal litigation system. This is a civil act among people or a non-statutory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Meanwhile, the object of historiography of modern criminal law is usually limited to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criminal law and official criminal justice. Thus researchers focus on these areas leaving little systematic evidence for scattered, local, individual, non-statutory and non-normalized criminal reconciliations between victims and offenders. However, upon investigation of the long stan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Chinese society as well as 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reality reflect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al and legal cultures,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criminal reconciliation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existed reasonably and necessar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