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技术下中国政治传播的改变及应对

在新媒介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政治传播线上宣传的公共领域,新媒介技术成为不断推动这个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媒介技术下的政治传播格局发生改变,政治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政治传播方式更加多样,政治传播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转变传统公共政治传播观念,以新媒介技术为支撑,传播优质内容,寻求与公众的政治共识,建立公共传播与公众传播的多向互动格局,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能够对新媒介技术下政治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生命历程研究——以尤文凤为个案

伊玛堪是赫哲族世代相传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2011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结合观察和深度访谈法,选择省级赫哲族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尤文凤为个案,考察其学习、传承伊玛堪的具体过程,提出伊玛堪的传承与保护既需要作为个体生命的代表性传承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也需要政府、市场、专家学者、媒体等多种社会力量与其协同合作。     

开发老年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与路径研究

在平均预期寿命增加和低生育率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给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中国老年劳动力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充分利用51-64岁年龄人口将会有效增加我国劳动力供给,实现二次人口红利。在分析当前中国老年劳动力市场潜力及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行延迟退休政策、鼓励老年人灵活就业、加强老年劳动力培训和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等开发老年劳动力市场的路径。     

试论山区县市公安基层基础工作

洪江市公安局在强化公安基层工作中,结合山区特点,坚持以“苏州”、“杭州”会议精神为指导,围绕派出所“防范、管理、打击、服务”这一基本职能,狠抓思想认识提高。狠抓社区警务规范建设,狠抓治安联防队伍等群防群治建设,狠抓村级警务站建设,确保了警务前移、警务下沉,着力开创派出所新型警务运行机制的局面,努力实现警民共刨安全文明社区。     

论网络赌博罪的认定及其立法建构

网络赌博罪是一种新型犯罪形式,凭借其犯罪成本低、风险小、利润丰厚等优势,而在全球迅速蔓延.相对于传统赌博罪来说,网络赌博犯罪隐蔽性更强、监控难度更大、犯罪来势更猛、危害后果更重.网络赌博罪的构成要件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不易认定,再加之现行刑法对此规范不明确,其已成为一种危害严重但又打击不力的犯罪.对此,我国必须尽快完善赌博罪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积极寻求刑事法律冲突的国际协调和合作,以合理组织对此类犯罪的反应.     

电针督脉对缺血性脑损伤大鼠神经细胞凋亡的影响

目的：揭示电针治疗在缺血性脑血管疾病中的分子机制。方法：采用原位标记法，研究电针督脉的大椎、百会经穴对缺血性脑损伤的保护作用。凝闭大鼠大脑中动脉致局灶性脑缺血10h后，选择末端脱氧核苷酸转移酶介导dUTP缺口末端标记法（TUNEL）检测神经细胞的凋亡状况，并观察电针对其影响。结果：电针组大脑皮质梗死区内TUNEL染色阳性细胞显减少，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显性意义（P＜0．01）。结论：电针可抑制脑缺血后脑内神经细胞凋亡。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WTO规则的实施机制:国内层面的考察

WTO规则是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 ,本身包含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实施机制和制度。本文主要结合中国的法律与实际对WTO规则的国内实施机制进行了考察。内容涉及WTO规则的一致性要求 ,透明度原则和贸易政策审查机制。     

无诉讼即无宪政

宪法之生命在于宪政 ,而宪政之精髓则在于法治 ,惟法治之精神方可葆宪政生命之树长青。宪法诉讼既是宪政法治存在的基本标志 ,也是宪政法治实现的必要条件 ,因此说 ,没有宪法诉讼 ,就没有宪政。     

反恐、保护人权与世界和平

从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探讨“反恐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恐怖主义严重侵犯人权,但反恐与保护人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反恐措施不当也会侵害人权,并对国际反恐斗争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注意二者的兼容性,而不应顾此失彼。在国际层面上,国际联合反恐必须纳入国际法和国际反恐公约的框架内,应以促进和平与发展、保障基本人权为最终目的。这样才能实现反恐与人权保护的协调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