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青年教师的情绪劳动会导致过劳吗？ ——中介及调节变量的检验

高校青年教师的情绪劳动是否会造成过劳,对个人健康、组织运行和社会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研究探讨情绪劳动对过度劳动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验证情绪劳动是否通过职业紧张的中介作用对过度劳动产生影响,并检验组织支持感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劳动对职业紧张和过度劳动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紧张在情绪劳动与过度劳动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在情绪劳动因素之一的表层扮演与过度劳动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德法合治:历史沿革、时代价值与未来方向

德法合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的治理模式,从西周时期到清朝末年,大体经历了从"明德慎罚"到"德主刑辅"再到"德礼为本、刑罚为用"三个发展阶段。法律安定天下,道德滋润人心,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法治中国建设要汲取传统法律文化的养分,德法结合必须渗透到法治各个环节:在法律制定层面,立法要体现道德的价值取向,用法律规范重要领域的道德,用道德改良背离情理的法律;在法律实施层面,禁止任何人从失德行为中获得不当利益,禁止符合道德的行为承受不利后果;在法律遵守层面,用法治教育助推道德素养的提升,用道德建设促进民众守法意识。     

"伊斯兰国"核心意识形态的渊源和实践

对于“伊斯兰国”而言，建构和输出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特定内容的意识形态不仅催生了“伊斯兰国”组织，并最终实现了其“领土”形式。在内容上，“伊斯兰国”汲取了之前政治伊斯兰的理论建构成果，并在“圣战”组织的实践过程中确立了复归的“哈里发国”和暴恐化的“圣战”两大核心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伊斯兰国”还对两大核心意识形态进行了激进化实践。在复归的“哈里发国”方面，“伊斯兰国”试图通过宣示权力和荣耀来奠定其合法性基础，并以此来操弄族群身份认同，以吸引更多支持者；在暴恐化的“圣战”方面，“伊斯兰国”致力于对暴力进行形塑和展示，推动“暴力仪式观”的传播，从而造成了新恐怖的弥散；此外，“伊斯兰国”还试图通过篡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方式来建构复归的“哈里发国”同暴恐化的“圣战”之间的联系。在“伊斯兰国”遭遇地面战场的失利之后，这些意识形态及其实践会为其续命。鉴于这种情况，需要对“伊斯兰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给予更多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应对之策。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关于监听的法律思考

监听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监听的采用又严重侵犯了公民隐私权，因此，各国都对监听的采用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防止侦查机关滥用监听，过度分割公民权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对监听缺乏明确规定，这不利于保障公民人权，应当加以改进。     

建立教学管理监控体系,促进学校新发展

教学工作在学校整个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已毫无疑问,而高质量的教学管理则是确保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前提。为了切实提高教学管理的水平与质量,建立起一个涉及师资队伍、课程建设、教材资料建设、教学过程、毕业生质量追踪等方面内容的完整的教学管理监控体系势在必行。教学管理监控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工作效率,而且能保证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并且为学校的重要决策提供信息依据。     

多权力格局的冲突与协调——以本轮房地产调控为中心所展开

房居事关民生,中央政府已出台一系列政策,仍无法控制房价的飞涨.需求和供给能解释大部分高房价,但仍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央政策的失效.高房价是一系列主体的行为所导致,政府之间、政府部门间的冲突放纵了房价的上涨.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我国政制的不足,权力行使应被制约,但也要使它有效协调运作.     

关于探望权的若干思考

2001年新《婚姻法》增加了有关探望权的规定,但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不足,应扩大探望权的主体范围、明确中止事由、重视裁判、完善执行措施,同时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并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探望权制度。     

刑事侦查职能论纲

在现代刑事诉讼机制中 ,侦查职能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的诉讼职能。从历史上看 ,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分化、整合的发展过程。从内容上看 ,现代侦查职能包括制止犯罪、查明案情、保全证据与犯罪嫌疑人人身等功能。     

我国台湾问题的法理探析

近年来,台独分子的“法理台独”愈演愈烈。前不久陈水扁的“废统”闹剧又引起两岸形势紧张。台湾问题有国内和国际两大因素,台湾问题的解决也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出发。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国内法层面分析,法律手段都是解决台湾问题以和平统一祖国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     

程序法与实体法关系考辨——兼论程序优先理论

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 ,程序法对实体法的实施起着保障作用。这是程序法对于实体法的工具性价值。但是 ,不容忽视的是 ,另一方面程序法相对于实体法也具有某种独立性 ,程序法同时也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价值。由于实体公正的不确定性以及程序公正的相对确定性 ,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发生冲突的情况下 ,应当坚持程序公正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