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核禁忌

“核禁忌”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是具有感召力的。然而,“核禁忌”理论本身存在诸多矛盾和谬误之处。不使用核武器并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禁止性规范,“核禁忌”也无法削弱核威慑的意义。从历史经验看,尽管自广岛、长崎之后核武器再也没有被使用过,但许多决策者都有过使用核武器的想法。只是根据理性分析、权衡利弊之后放弃了这一选择。而从政治心理学的层面分析,“核禁忌”理论显然夸大了单一规范在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尤其在不同的利益相互冲突的场景下,国家安全往往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事实上,冷战后的全球核态势发展并没有受到这种禁忌的束缚,却时而出现倾向于使用核武器的势头。近年来,美国正对其核武库进行现代化升级并积极研发新型核武器。以美俄为代表的核大国也通过调整自身的核战略为可能实施的核打击大开方便之门。似是而非的“核禁忌”实际上反而增强了核威慑的必要性。虽然“核禁忌”在推动一系列核军控条约以及扩大无核武器区的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单纯依靠观念的力量并不能引领人类走向无核世界。只要引发地区冲突和安全困境的政治根源得不到化解,核武器作为战争的工具之一就有可能被使用。而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战略稳定,核威慑的必要性在短期内仍然无可替代。     

美国实战威慑核战略：理论、历史与现实

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础的国际防扩散制度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如今却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对于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进程出现的倒退,美国负有特殊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问题上。首先,经典核威慑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矛盾的核战略和防扩散政策。以实战威慑和延伸威慑构成的绝对自由核战略才是长期指导美国核政策实践的根本。其次,通过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史进行再挖掘可以得知,一般认为的美国核战略在主张核武器用于实战的保守派和主张核武器仅用于威慑的自由派之间摇摆,实际上夸大了自由派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美国在大多数总统任期内将绝对自由核战略作为拱卫其构建战后国际秩序和获得对苏联战略优势的关键。最后,核武器与非核武器的互动是当前核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传统的核威慑和战略稳定正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然而,美国依旧以核常融合、攻防兼备构筑绝对优势,并以新兴技术、跨域威慑确保全面制胜。其结果持续引发由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互动、谋求技术先发优势以及追求绝对自由所导致的"三元悖论",从而对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防扩散制度产生进一步冲击。     

同盟安全与防扩散——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

冷战以来,美国就始终坚持推行延伸威慑战略,并将其视为最重要的防扩散工具之一。然而,这种基于经验的政策逻辑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支持。获得美国延伸威慑保护的国家或约束自己的核扩散行为,或走上研发核武器的道路,抑或推行两面下注的"核避险"战略。在获得延伸威慑保护与核不扩散行为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因果关系。因此,延伸威慑究竟是不是一种有效的防扩散手段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起到防扩散的作用,便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控制外部威胁以及供给侧因素等干扰变量之后,本文发现延伸威慑的可信度是影响受保护国核扩散行为的中间变量。而可信度的变化又与美国和盟友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确保机制相关。确保机制包括口头或书面承诺、前沿部署、核分享以及核磋商这四类措施。不同的确保措施对延伸威慑可信度的影响不同,同时也会对美国在核安全以及受牵连的问题上造成相应的影响。因此,美国及其盟友往往在确保机制的选择上有着不同的利弊偏好。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和韩国在同时受到外部安全威胁和美国延伸威慑保护的情况下,却采取了不同的核扩散行为,对此延伸威慑可信度及其确保机制理论做出了合理解释。总体上,由于美国与不同盟友所建立的确保机制不尽相同,从而使得延伸威慑的可信度出现差异,并最终导致盟友之间出现不同的核扩散行为。     

从软制衡理论看非正式国际组织在新兴市场国家间的发展——以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为例

在推动国际机制改革的过程中,由新兴市场国家建立的非正式国际组织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兴市场国家对非正式国际组织的偏好与其软制衡战略有着内在联系。一方面,非正式国际组织的特性确保新兴市场国家的制衡强度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软制衡战略所取得的反馈将决定在相关非正式国际组织中采取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成功的软制衡在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国际声望和力量再分配的同时,也将促进或维持非正式国际组织的发展。本文通过对印度巴西南非对话论坛(IBSA)的案例研究检验了上述理论的有效性。     

“星链”对太空军控的影响北大核心

“星链”已成为新一轮太空热的亮点,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推出。这项创新给太空安全带来的直接挑战是频轨资源的短缺,更加深远的后果是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得到重新赋能、太空军民结合加深、太空意外事故导致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加剧、主权国家的网络信息安全受到挑战。在大国竞争加剧和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持续的背景下,太空军控形势产生多方位变化:国际社会对频轨资源治理的需求将成为太空军控的重要动力来源;军民结合将促进太空安全机制的交叉融合发展;太空实力分布的集中化将动摇各方既存利益关系;太空行为体的多样化会造成国际、国内的双重博弈态势;太空军控的侧重路径可能由限制器物转向控制行为。     

“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与太空安全机制新动向

近年来，太空安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加速，商业航天崛起，太空拥挤加剧，太空军民融合加深。在此背景下，英国于2020年发起一项名为“负责任外空行为”的太空军控新议程。该议程推出后，美国积极参与并试图将之导向一项自愿承诺禁止地基动能反卫星试验的国际协议，这意味着其太空军控立场的重大转向。美国意图借“负责任外空行为”议程干扰对手发展不对称反卫星手段、强化太空同盟、划定太空威慑“红线”、策应太空环境议题。“负责任外空行为”已成为太空安全机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议程，不仅因为其引发了大国间政治矛盾，还因其体现了太空安全机制的发展动向。在新的太空安全环境下，太空军事安全和民事安全的国际机制正交叉融合发展，各机制的议程模式将更加开放、参与者更加多样、控制行为的路径更加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