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链”对太空军控的影响北大核心

“星链”已成为新一轮太空热的亮点,其他类似项目也纷纷推出。这项创新给太空安全带来的直接挑战是频轨资源的短缺,更加深远的后果是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得到重新赋能、太空军民结合加深、太空意外事故导致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加剧、主权国家的网络信息安全受到挑战。在大国竞争加剧和各国太空军事化步伐持续的背景下,太空军控形势产生多方位变化:国际社会对频轨资源治理的需求将成为太空军控的重要动力来源;军民结合将促进太空安全机制的交叉融合发展;太空实力分布的集中化将动摇各方既存利益关系;太空行为体的多样化会造成国际、国内的双重博弈态势;太空军控的侧重路径可能由限制器物转向控制行为。     

“星链”军事化发展及其对全球战略稳定性的影响

美国推进“星链”军事化发展，使得外空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必须对其潜在风险进行提前研判和评估。较之传统外空装备，“星链”具有多维一体的战场网络覆盖能力、延伸全杀伤链的集成性功能以及面向实战化的信息作战优势，将对全球战略稳定格局带来三大冲击：一是冲击首攻稳定性，“星链”既强化了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突袭能力，又弥补了军用太空资产固有的脆弱性，提升了美国太空攻防的整体能力；二是冲击危机稳定性，“星链”会加剧外层空间爆发“意外战争”的风险，同时，针对“星链”的制衡与反制措施可能造成外空危机的快速升级，并由战略领域向常规领域扩散；三是冲击军备竞赛稳定性，“星链”具有攻防一体和军民两用属性，可能加剧军备发展的“安全困境”，引发技术扩散和军备竞赛风险。“星链”技术系统的不透明性和不可预测性，导致有关军备控制的信心建立措施难以施行。应对“星链”军事化发展对于全球战略稳定的挑战，必须吸纳涵盖商业部门在内的多元化安全治理主体，构建核、外空、网络和人工智能等多域联动的安全治理机制，推动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安全治理。     

国际安全视角下太空军控的缘起、演进和发展动向

推进太空军备控制关乎各国航天事业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1957年苏联太空力量的出现,使美国产生了“导弹差距”的恐慌,双方很快就展开了太空军备竞赛。在核恐怖对峙中,美苏双方逐渐认识到,实现太空军备控制符合双方战略利益和国际社会期盼,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了太空军控第一阶段的系列成果。1991年苏联解体后,太空领域出现了权力严重失衡的局面,太空军控由20世纪70—80年代的弱纳什均衡状态转瞬陷入徘徊、倒退。冷战前后的第二阶段因美国的阻挠和退约,太空军控成果乏善可陈。2011年以来,太空军控进入第三阶段,呈现出大国激烈角力、阵营泾渭分明、议题交叉融合等特点和态势。面对太空军事化的严峻现实,世界各国需要在总结太空军控历史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遵循其内在机理和规律,积极探索和参与制定推进太空军控的有效应对策略和议题方案。     

试论联合国在外层空间治理中的角色

随着外空大国在追求外空武器化方面的步伐不断加快,外空安全环境是否会日益恶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日益担心的议题。在外空治理方面,联合国实际上自人类有能力进入外空起就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为全球的外空治理建立起了基本的规范和制度框架,搭建了国际合作和协调的平台,开展了不少具有实际效应的项目。然而,由于外空科技在很大程度上为外空大国所垄断,外空秩序的维护和更新在当前面临着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联合国尤其应该肩负起其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的职责,从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小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出发,积极引导国际外空治理的优先议程向发展和民生方向转移,为建设更加和平稳定普惠的国际外空秩序做出努力。     

低轨大型星座下空间交通管理的安全挑战与应对

低轨大型星座的快速发展使外层空间安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军民融合加深、大国竞争加剧、外空武器化战场化趋势的背景下,愈发繁忙拥挤的外空环境不仅给外空活动的业务安全保障造成严峻挑战,还带来了战略误判和冲突升级等国家空间安全层面的挑战。构建一套能够覆盖两个安全层面的国际空间交通管理机制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当前的空间交通管理概念对国家空间安全要素考量不足,有必要结合国际外空治理在空间物体登记、外空活动透明度、空间监测与跟踪能力提升以及空间碎片治理等方面的现实需求,明确完善空间物体登记机制、保障空间业务安全和协调国家空间安全这三大空间交通管理任务。面对空间交通管理亟须应对的空间安全问题,国际社会应着力完善星座登记、促进星座信息共享与提升活动透明度,从而构建一体两面的安全机制,保障外空活动和空间环境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下“人的安全”及其治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一项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其目标是构建免于恐惧和暴力的和平、公正、包容的社会，其核心是消除全球贫困与促进包容性发展，包括消除贫困、饥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该议程的主体内容体现了联合国所倡导的“人的安全”理念，这一理念强调各种威胁的相互关联性，人的安全和人的发展是同一事物相辅相成的，这种治理观要求广泛借助联合国系统，并且顾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各级公私部门行为体的特点和资源，拓展一种由各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综合框架，其内容涉及粮食安全、气候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反恐、移民等重要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其中，气候变化、资源消耗、南北差距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难以实现的重要动因。上述安全议程同时体现了各种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关联性。因此，建构全球“人的安全”治理机制需以联合国为核心，并形成多层治理、建构广泛的国际伙伴关系，以实现联合国所倡议的全球可持续和平愿景。     

“印太”视阈下印度太空战略的进展、动因及挑战

当前基于技术的权力成为主要国家扩展国际权力的有力依托，而太空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为此印度政府接力推动其太空战略，在基本解决运载工具问题之后，利用低成本策略积极开拓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并全面加强空间探测和载人航天等主要领域的顶层设计。随着美国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印度太空技术发展迎来了有利时机。印度在保持与俄罗斯开展太空技术合作的同时，积极利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带来的技术引进和市场准入机会。当前印度的太空技术取得了较快发展，但面临的制约也显而易见。除核心技术差距外，印度私营部门参与太空产业化的步伐也落后于主要国家。印美太空合作还受到美国太空霸权的影响，这也成为印度对西方国家战略疑虑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和印度有动力也有责任在太空领域开展更多合作。中国积极推动中印在太空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为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创立典型路径。     

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安全化动向

拜登政府按照安全化逻辑不断充实美国太空战略的既有内涵，形成了覆盖战略指南、优先次序、基础设施、军事能力及至国际合作的完整体系。其动力从表面看来自两个方面：为了节约资源而优先追求太空规范霸权，为了提升威慑效能而强化太空军事霸权；从深层看来自美国重振国际体系霸权的意图。由此，拜登政府太空战略实现了间接—直接目标、规范目标与军事—政治—经济目标的有效整合。其中，拜登政府着重加强两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围绕太空军控规范、太空和平利用及规范建构联盟建设等提升美国的太空规范能力，二是聚焦优化太空作战体系、强化防御能力和开发前沿战力等巩固美国的太空军事能力。今后，拜登政府太空战略的规范化、军事化和系统化特征将进一步强化，可能会对太空治理产生深远的消极影响。     

防止外空武器化问题及其前景评估

21世纪开始之际 ,为了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MD) ,美国退出了《反导条约》。不仅如此 ,布什政府还对发展和部署外空武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国际社会对外层空间 ① 武器化问题的忧虑不断加深。外空武器化从一个冷战时期需要预防的问题 ,变成一个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进行了不懈努力。然而 ,某些国家不顾国际社会在太空的共同利益 ,一味追求单边利益 ,使过去几年的裁谈会陷入僵局。外空武器化将给国际安全带来极大消极影响。     

中美两国太空安全领域的互动

作为第四空间的太空是国际争夺的战略制高点。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有着广泛利益,涉及其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以及国际声望。中美两国之间的太空关系,事关国际战略稳定与平衡。尽管两国都主张太空安全,但是中美太空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太空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在安全困境下考虑和实施太空政策,谋求太空安全;美国则是推进太空武器化,保证美国治下的太空安全。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不仅研发更先进的(反)太空技术,而且也禁止中美太空合作,同时拼凑同盟,封堵中国(反)太空能力的发展。与美国相比,中国应对美国太空封堵手段相对较少,只有潜心发展自己的(反)太空能力,才能确保太空资产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外交场合下,在禁止太空军备竞赛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及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条约》、禁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与自愿性质的国际太空行为规范准则两组问题上,中美两国也进行了互不妥协的对抗。为降低两国在太空安全领域的对抗烈度,中美两国开启了民用太空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机制,同时,也不排除特朗普政府未来会启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机制处理太空安全问题。     

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中美建交以来,双方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太空领域直接合作的成果却有限.美国不愿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出于多种考虑:担心敏感技术转移会促进中国导弹技术和反卫星武器的发展;自私自利的国际太空合作标准;与中国的合作有损其"人权卫士"声誉.但是,中国在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并积极开展太空外交,谋求太空多极化,促使美国考虑与中国建立太空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一些美国人提出了中美太空合作的三种方式:在太空商业领域合作,换取中国对事关美国安全利益的支持;在诸如太空碎片缓解等较低层次的太空活动领域合作;共同参加国际多边太空合作.     

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评析

2011年2月,美《国家安全太空战略》出台。该报告认为美太空环境面临严峻挑战,提出太空安全战略三大目标,并确立了五大战略方针。该报告表明,美太空安全战略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如强调国际合作,促进国际社会负责任、和平、安全地使用太空;改变过去先发制人的进攻战略,实施太空威慑战略;谋求在太空领域发挥领导权。美太空安全战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谋求太空霸权的野心,其能否接受欧盟《太空活动行为准则》作为太空活动指南存在不确定因素。     

关于太空军事化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各国竞相发展太空事业，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的问题目益成为国际军事战略的显学。早在冷战时期，太空就已被美苏赋予军事意义，但太空军事化并不等同于武器化，太空武器化仍未实现。另外，美国推行的太空单边政策和太空相关国际法的漏洞都不利于太空安全，国际社会应引起充分关注。     

国际和国家安全视角下的美国“星链”计划及其影响

星链计划是美国太空探索计划公司(Space X)提出的一项太空高速互联网通信计划,初衷是在地球的近地轨道建设卫星互联系统,进而为全球提供高速的互联网服务。然而,在星链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不断闪现着美国政府与军方的身影。星链计划发展也对应着美国太空安全战略转型的新模式,其目的在于实现由美国技术主导的、全覆盖的新一代"全球卫星互联网通信系统"。从技术和市场竞争层面上看,星链计划的实施对现存的5G通信技术和未来的天基互联网系统将产生重大的冲击和影响。从深层次的国际和国家安全角度看,星链计划背后依托的是美国高度成熟的军民融合体系和太空安全战略转型,将从国防、产业价值链、信息主权与监管、轨道与频谱资源使用、太空空间利用和天文探索等方面,对国际安全及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复合型、交叉型"新挑战。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国际军控与裁军形势的回顾和展望

国际军控与裁军形势的回顾和展望王玲１９９６年是国际军控与裁军在众多领域继续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年。这一年的主要活动是实施已达成的条约，谈判签署新的条约和酝酿进一步拓宽军控与裁军领域，增强其有效性。其中心目标仍然是全面强化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防扩散机制。当前...     

太空安全秩序构建中的体系压力与战略指向

在当前“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中,美国加大太空威慑不仅直接给对手带来清晰的威胁,还导致国际太空安全日益滑向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这种由美国追求太空霸权所导致的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又反过来塑造着当前太空安全关系,促使其他各国在体系压力下作出包含反威慑在内的复杂应对。除了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安全压力,各国的太空安全战略选择还受到太空力量功效、太空法规意识、战略协调、国家互动情势、政治过程等中介变量的影响。这些中介变量不但影响国家对太空安全的认知,而且一段时间内会导致国家间太空安全决策的效率竞争型社会化。不过,随着国际社会过程不断延伸发展,太空力量功效和太空法规意识增强使相关国家安全决策更为谨慎和规范。全球化曲折推进中的战略沟通和政策协调使国家间太空安全互动情势由进化冲突向进化合作转变。在各国保持战略审慎的前提下,太空力量的多元化有助于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新太空安全秩序。太空全球性实质引领的共同利益观念又将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国际军备控制向何处去?

军控与裁军始终是国际安全与战略稳定的“晴雨表”,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中期,军控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近年来,这方面却出现了一系列消极事态的发展,不但使该领域停滞不前,反而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倒退,致使国际安全和军控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和损害。究其原因主要出自布什政府奉行的单边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新世纪国际军控向何处去,值得人们深思。     

全球安全治理视域下的自主武器军备控制

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进展，不断智能化的自主武器日益显现出伦理和安全风险，使得限制或禁止自主武器成为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新兴议题。相比其他军控对象，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在过去几年中获得较快推进，其中《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已决定设立政府专家组专门探讨自主武器问题。文章系统梳理了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概念、伦理和安全争议，旨在通过这种梳理更好地理解自主武器军控进程发展的动因，并对这一进程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当前，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主要动因集中在道德层面，特别是让机器自主决策杀伤引发的伦理忧虑。而从安全层面看，自主武器蕴涵的安全风险在其他新兴技术领域同样存在，而发展和使用自主武器带来的战略红利依然显著，这使得主要国家推动自主武器军控的意愿并不强烈。在权力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博弈下，自主武器军控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难以形成实质性成果，稍有可能的是通过“软法”等非约束性方式塑造一定的国际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在确保战略利益的同时营造有利的大国形象。     

美国核谋霸战略评析

本文从美国学者近来提出的“绝对核优势论”入手,对“9·11事件”以来美国核战略的变化及其影响做了分析。从指导思想、战略手段以及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角度看,美国追求核武独霸战略有新的表现,这将对国际军事和军控格局产生多重影响。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核战略针对的主要对手,面临的战略压力将会增大。对此中国应客观分析,应多管齐下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