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与协商民主

信任是协商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信任可以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如果缺少信任,公民间的协商将不可能展开;同时,如果只有特殊信任的存在,协商将可能出现团体两极分化的结果,加深不同公民群体之间的隔阂。只有普遍信任才是协商民主能够实现的优质土壤,因此,如何促进协商民主的问题便可以转化为如何促进普遍信任的问题。促进普遍信任需要着重考虑两个方面:即从公民社会角度讲,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团体,编织多重的公民参与网络;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要建设民主法治的制度,为普遍社会信任的建设提供稳固的制度保障。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协商民主中的代表问题研究

代表及其代表性是民主理论的核心问题。在当代社会,民主只能是某种形式的代议制。协商民主批评传统代议制民主所造成的代表与选民的距离,强调代表与选民之间更多的协商与沟通。费希金主张的协商性民意测验试图解决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张力:随机抽签基础上的公民协商保证了公民参与协商的平等性、代表性和审慎性。但是,它却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多数人的"不在场"、无法保证代表的负责性、对专家的过分期许。     

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队伍建设研究——以上海市Y街道为例

加强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队伍建设是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对建设和谐社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现有的行政主导的社区管理模式无法有效承载城市管理重心下移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使命,因此,大力推进“费随事转”体制化、队伍配置多元化、社区管理网格化和公共服务社会化,完善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队伍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三权”分离到“三权”融合:集体土地所有制的本质及其变革之道

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核心利益是土地权益问题。当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呈现出"三权"分离的状态:即村集体享有所有权、农民享有承包权、国家享有最终处置权。"三权"分离的结果是地方政府攫取了土地、国家失去了农民、农民丧失了土地权益。而解决"三权"分离及其所导致的结果,不能通过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国有制的办法解决,相反,解决的关键在于在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给予农民充分公民权,实现村民自治,使农民参与集体事务的管理,以实现"三权"的融合。     

协商民主视域下的政策议程设定

公共问题是公共政策存在的逻辑起点,而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则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只有首先进入决策者的政策议程中,才有得到解决的可能。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阻碍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主导型的议程设置模式、特殊利益集团对政策议程的不公平的干预、片面追求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因素只能导致社会问题的积蓄和扩大,不利于矛盾的解决。而作为决策形式的协商民主理论,对政策议程设定有如下启示:强调公民参与的议程设定模式、公民和团体平等的参与议程设定的能力、注重公共利益取向的公共协商能够包容公平、效率、自由和安全等公共政策所应有的价值和目标取向。     

论能源管理合同的性质

节能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节能不仅仅是一种义务,还是一种产业,节能服务更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走上了舞台。作为节能服务的核心的能源管理合同的性质,国内学者却很少涉及。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对能源管理合同的性质进行分析,希望能对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有所帮助。     

党校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党校文化是在从党校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出发的基础上形成的与党校物质环境、规章制度、行为方式与精神面貌相对应的文化体系,表现为一定的物质载体和环境特征,能够代表党校的独特品格。上海市委党校第三分校不断探索党校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留下了诸多的思考与启示。     

代表的概念：西方代表理论面面观

代表是政治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自汉娜.皮特金的经典著作《代表的概念》问世以来,西方很多学者们加入到对代表的本质和内涵的争论中。皮特金在语义分析的基础上将代表分为两个维度、五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代表概念的理解主要包含三个要素：以选区为基础的授权、责任以及为他人的利益而行动;同时,由于边缘少数群体对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代表制的不满,很多学者开始集中关注非地域性的群体代表制;但是上述几种研究方式都是以议会为中心来考察代表,无法把握现实中存在着的议会领域之外的代表形式,为了统合现实中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代表现象,安德鲁.雷菲尔德试图作出一种一般化代表理论的尝试。为了更好地理解代表,建议应该对代表在不同领域或层次的内涵,做分类处理。这样既能体现出代表内涵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又能分门别类地研究不同领域或层次中的代表,不致于发生领域的混淆或错乱。     

农民工工资集体谈判的实现路径与法律救济

农民工是目前总体规模庞大且人数仍在急速增长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在劳动就业、劳动报酬等方面受侵害相当严重,因此在农民工群体中开展工资集体谈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对农民工集体谈判必要性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民工工资集体谈判的实现路径和法律救济,期望能够以此次工资集体谈判为契机,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