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情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应用研究

公安情报在公安机关的日常警务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以公安情报搜集、公安情报分析等最为突出。本文从公安情报的各项应用切入，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分析公安情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确认身份、排查中高危风险区域、监管重点区域及人员、研判预警、辅助决策、宣传教育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指出实践中存在数据情报不共享、更新慢、个人隐私存在泄露风险和防控存在“一刀切”现象等问题，提出统一数据标准、强化数据监管、精准搜集研判情报等应对之策，以期通过总结并进一步探索疫情防控的实战经验，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的通知(苏交规[2021]1号)

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交通运输局,厅机关各处室(部门),厅属各单位:为适应"放管服"改革和交通运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求,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解决行业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面临的实际问题,省厅组织对《江苏省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苏交法[2004]48号)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江苏省交通运输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经第36次厅务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政策不作为:基本类型、驱动因素与治理展望

考察并审视政策过程可以发现,公共政策实践中政策不作为现象大量存在。政策不作为是指决策者对社会问题“无所作为”的情况,包括五种类型:有计划的政策不作为、意识上的政策不作为、受迫的政策不作为、不情愿的政策不作为和无意的政策不作为。政策不作为的驱动因素,包括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模式、公共组织的信息病态、政府机构和程序的缺陷运作以及网络结构的不协调和可行性缺乏。基于此,应从政策不作为研究的四个探索方向即识别政策不作为、解释政策不作为、评估政策不作为和治理政策不作为入手,通过对其深入分析,不断丰富和推进政策科学对政策不作为的研究。     

广西:守护壮乡群众民生福祉 夯实祖国南疆稳固基石

立足新时代,面对新使命。2022年,广西司法行政工作将持续提升工作质效,守护壮乡群众民生福祉,夯实祖国南疆稳固基石,不断为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行法治之力,护航壮乡改革发展当前,广西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广西司法行政机关将乘势而进、顺势而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司法所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和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面向整体政府的职权法定原则更新

整体政府改革下出现的新型行政权主体与行政职权再配置活动难以符合职权法定原则所提出的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和权力行使范围法定两大子原则的要求，职权法定原则与整体政府改革直接发生冲突。冲突的成因是宪法意义的行政主体与行政法意义的行政主体适用情境错置所造成的职权法定原则变异。四层次行政主体说将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政府层面，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权理论，将权力行使范围法定原则转化为行政授权合法说，职权法定原则得以更新，整体政府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可以得到化解。     

毒疫苗事件行政问责的法律问题探析

毒疫苗事件发生后,我国启动了各个层面上的行政问责。行政问责的法律渊源包括行政问责的专门规定、《公务员法》及其配套规定、部门行政法、《监察法》以及《国家赔偿法》,问责的对象包括行政领导人员、行政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以及行政主体等。引咎辞职、行政纪律处分责任和行政追偿责任等责任形式,构成了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行政问责的程序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保障毒疫苗事件行政问责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新时代公安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职业教育理念与教育思路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在新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面临新挑战和新需要的背景下，公安高职院校的发展应当主动适应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发展和需求，建立起以应用型、实战型复合人才为导向的培养模式。通过深度发挥公安高等教育的行业特色和行业优势，完善以课程思政为引领的教育策略，从而全面打造实战应用型公安人才培养新模式，这对于提升公安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实践效果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公安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管理专业是公安院校广泛开设的非公安类专业之一。当前,公安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着专业积淀不够深厚、学生专业认知偏差、人才培养目标泛化及课程实践教学薄弱等困境。公安院校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出路在于科学制定学科建设规划,坚守学科使命与专业价值,纠正学生专业认知偏差,依托办学优势,突出人才特色培养,优化实践资源结构,完善实践考核机制。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