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

在涉疫犯罪惩处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基准应为,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有无认识,以及对之持何种态度。基于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沿革的历史考查,通过对本罪进行体系性解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依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且只能是"过失"。针对"过失说",批评者从刑法谦抑、立法表述、体系协调、共犯处理、处罚漏洞等方面提出的批判并不成立。"故意说""混合说"等其他学说也存在明显问题。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应为过失。     

贷款诈骗罪构成要件疑难问题研究

贷款诈骗罪构成要件的疑难问题集中地体现于二点:单位骗贷问题与非法占有目的。在疏理了对单位骗贷问题的无罪论、等同论和变通论等观点之后,重点阐释了变通论的不足与等同论的合理根据。对非法占有目的问题,应在应然上坚持客观主义立场的不要说,同时应注意认定此目的时的复杂情形。同时,对本罪客观方面的疑难之处,本文也予以简要分析。     

非法运输爆炸物犯罪“主观故意”的认定

基本案情 李甲和李乙为同村的叔伯兄弟，李甲为炒制炸药，租用李乙的贷车。二人一起购买好炒制炸药的原材料拉回李甲家。两天后，李甲炒制好炸药，给李乙打电话说：“晚上帮我拉点贷。”李乙表示同意，后二人在运输炸药途中被公安机关查获。在整个过程中，李甲没告诉李乙自己买这些材料的用途，请其拉贷时也没说是拉炸药。在侦查阶段李乙供述自己知道李甲买这些东西的用途，因为本地炒炸药的人多，自己了解炒制炸药所需的材料，知道李甲买这些东西就是去炒炸药。两天后请自己拉货，知道就是拉炸药。     

一起故意杀人案的成功辩护策略

一．基本案情 韩某，北京市人，40岁，大学文化。2002年10月，韩某与上海女子黄某结婚，居住于上海市闵行区银都路3151弄141号，婚后初期，双方感情很好。此后，由于韩有赌博的不良嗜好，双方发生家庭矛盾。2004年，韩赌博将自己40万余元人民币全部输光，又将妻子陪嫁来的20万人民币输光，双方为此经常吵架，夫妻感情濒临到崩溃边缘。     

骗子王富桥的“捞人”闹脾

2006年3月17日．轰动全国的亿万富翁袁宝景雇凶杀人案以袁宝碌被执行死刑结案。事过不久，北京法院再次爆出与袁宝碌案相关联的一个惊天大案。袁宝绿的妻子、著名舞蹈家卓玛为了能帮丈夫免除杀头之罪．曾被骗子蒙住了眼睛．拿出950万元巨资请假冒“国务院秘书局副局长、中办机要局副局长”的王富桥帮忙“捞人”。但直到袁宝景被判处死刑．卓玛都没有见到任何一份王富桥所吹嘘的“中央首长批示”。悲愤交加的卓玛只好向警方报案。2007年4月2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以诈骗罪判处王富桥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受害人故意伪证的国家赔偿豁免——基于司法实务的考察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1款因受害人故意伪证所致的损害国家免于赔偿责任的规定,我国司法实务业已发展出对其进行解释的框架和理论。该条款的适用,可理解为应符合四个构成要件:(1)受害人提供自证其罪的伪证;(2)受害人"故意"伪证;(3)伪证足以使司法机关认定其符合被羁押或被判刑的条件;(4)故意伪证的国家赔偿豁免主要限于人身损害。在各要件之下,伪证的意义、故意的具体认定、伪证与损害的充分因果关系以及国家豁免的范围等问题,皆须立足于实务进行考量。     

公安部通缉要犯竟当上“工会副主席”

1995年10月26日,湖北十堰市茅箭区武当街办路南居委会辖区出租屋发生一起特大凶杀案,3名男子被人残忍杀害后遗弃在出租屋内。很快,涉嫌故意杀人的郧县人张成胜被公安部列为第一批通缉要犯,悬赏1万元缉拿。11年过去了,当警方将隐名埋姓的张成胜抓获时,他竟摇身变成浙江一工厂的“工会副主席”。2006年11月12日,涉嫌故意杀人的张成胜被十堰市茅箭警方从浙江押回,并依法予以刑拘。     

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进行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己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该条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第1、2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及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中的“投毒”内容修正为“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其它内容均相同。笔者认为:投…     

黄克功杀人案与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公正

黄克功杀人案发生在陕甘宁边区成立后不久。边区司法机关仅用六天时间,便完成了从案件的侦破、起诉到审理、判决和执行的所有程序,为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公正,从效率、民主与人权保护等方面,确立了标准。在缺乏明确的实体法及程序法规范的情况下,边区高等法院通过对此案的审理,创设了人民群众民主参与刑事案件的陪审制度和公审制度、边区高等法院对重大刑事案件一审终审的诉讼程序制度、法律适用主体的平等原则等重要制度,体现了边区在特定历史条件和战争环境下实现司法公正的独特方式,对革命法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