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法学：定位、范畴与方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

数字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数字技术和法学理论交叉的新领域，不仅是科技和法学的深度融合，而且是跨文理学科的新研究范式和新法治实践的全面整合。根据数字技术在其中的角色，数字法学的主要范畴可区分为对象论和工具论，对象论主要包括要素层、平台层和产出层，工具论侧重于数字技术赋能法学研究和法律适用两类场景。数字法学的主要方法可二分为围绕规范展开和数据建模驱动，前者通过解释或重构法律规范取得成果，后者主要以定义任务设计模型满足需求。数字法学将带来法学教育的变革，亟需培养文理兼修、面向数字智能未来的数字法治人才。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     

知识结构的塑造——当代中国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司法研究是贯穿近40年法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线索。通过对人民法院组织机构变化的梳理以及司法研究中学术话语流变的考察,得以展示知识—司法实践关系的双向互动。这一互动机制的研究对解决当下法学研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司法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为法学研究者提供了背景素材,加深了其对本领域问题的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化表达,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知。首先,从思想源流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其次,从理论个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特性包括中国性、政治性与学术性。从学科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了法治理论谱系中的一种最新形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既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     

高其才教授

高其才,1964年9月出生,浙江省慈溪市人,1985年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93年于武汉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全国渔港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与农村法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兴起、进展与实践——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本土化"向来是一个不断被提起并热议的论题。教育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意识随即兴起,这一时期其"本土化"的目标主要在于"本土契合性",即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要如何契合中国的语言、社会和文化条件等方面。随着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实问题的密切结合,尤其是近代中国学者在参与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努力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构建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资源和现实素材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得以不断发展。回顾和梳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不仅能促进教育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为当前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相关理论问题之探讨提供借鉴。     

选举法——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开设九年的全国独特课程

选举法的效力范围之大,仅次于宪法和民法,而且选举法是基础性公法,它丰富和细化了宪法的代议制度。然而,截至2018年,我国高校的法学课程虽超过200门,却没有为选举法留出一席之地。为了弥合法学课程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一割裂,健全法学课程体系,经蒋劲松教授提议,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自2011年起,开设作为本科生限选课的选举法课程,至今已持续9年。选课学生人数从最低时的17人,到2019年近15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