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政府采购存在的风险点及其管控

本文分析了我国高校在政府采购各环节中存在的风险点及高校政府采购的目标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政府采购制度、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健全采购监管机制、加强采购队伍建设、强化采购责任追究五个方面的风险管控措施,以期为我国高校政府采购提供借鉴。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彝族教育经典《玛牧特依》

彝族著名教育经典《玛牧特依》,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智慧,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运用社会治理理论,从《玛牧特依》的凝聚力、向心力、约束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五个维度切入,挖掘出《玛牧特依》的五个核心思想,即教育、廉耻、礼仪、仁善、慎独。其中,教育是《玛牧特依》的主旨和出发点,廉耻是《玛牧特依》的精髓和道德底线,礼仪是《玛牧特依》的大德和最高法律准则,仁善是《玛牧特依》的核心和道德宗旨,慎独是《玛牧特依》的落脚点和最高道德境界。《玛牧特依》在调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为彝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应该凝聚《玛牧特依》文化力量,协同发展,多元共治。     

论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方法、视角与维度

赋值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赋值研究是智能政治学的重要分析方法。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从分析视角来看,表现为人工智能科学、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形态和人工智能体对国家治理的多重赋值和多源性影响作用。从分析维度来讲,表现为人工智能从赋益、赋义、赋能、赋权、赋则和赋责等多维度影响作用或赋值国家治理,甚至推动国家治理从"人工智能+国家治理"的形式赋值质变为"人机智能治理"的实质赋值。选择"赋值"术语工具、赋值理论和赋值分析方法,以分析研究人工智能影响作用国家治理,将有助于探明人工智能赋值国家治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从而推动智能政治学以及国家智能治理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创新。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构建我国食品召回制度的法律思考

缺陷食品召回制度是一种具有公法性质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有效手段,在发达国家已非常完善。近年来,由于食品召回立法的缺位,在一系列的缺陷食品事件中,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平等的保护。在市场经济和加入WTO的今天,日益成为阻碍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企业竞争力增强的制度障碍。为此,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确立和完善我国的食品产品召回制度就成为当务之急。     

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法律制度初探

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法律制度的框架是通过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指令 (GPSD 92 / 5 9和GPSD 2 0 0 1/ 95 )来建立和完善的。这两项指令均为采用产品安全立法新模式的横向指令 ,即直接规定对生产者和销售商的通用产品安全义务———只能将安全产品投放市场。本文通过对两项指令重要条款的比较分析 ,介绍了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法制的发展及现状     

The Impact of Court Delays on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dant: An Economic Analysis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criminal court delay is to understand how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dant make their decisions, and how these respond to changes in trial delay. If both parties jointly maximise expected utility, trial delay may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 number of trials, depending upon the decision makers' attitudes towards risk. The main policy implication is that providing the criminal courts with more resources in the form of additional judges and court capacity may lengthen the trial queue rather than shorten it. This is a counterintuitive result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