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互联网思维的基本内涵与实践要求

培育和强化互联网思维是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提升领导力的重要途径,领导干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需要厘清互联网思维的基本内涵。从历史维度来看,主要包括从经验思维到数据思维、部门思维到跨界思维、垂直思维到扁平思维、刚性思维到柔性思维四种转变。在工作实践中,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解放思想、学懂用通,适应网络化、智能化的工作环境,综合协调、循数而治,更好地发挥互联网技术和平台的作用,当好互联网时代合格的领导干部。     

“微时代”青少年法治素养存在的问题及提升路径

"微时代"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以"微媒体"为特征的社会。"微时代"青少年法治素养出现了诸多新的特点,集中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法治素养发展的趋势,同时也凸显了青少年法治素养存在的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必须从立法、执法、网络监管等层面强化治理能力,切实提高青少年的法治素养水准。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注重构建有效推进机制

乡村建设需要动用公共资源,全国各地村情及农民需求差异大,要确保乡村建设取得实效,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构建一个有效的乡村建设推进机制至关重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的具体意见。     

活用归纳思维

2020年高考政治充分利用情境为载体,以问题设问为导向重点考查学生对归纳思维能力的运用,以此来检验学生的思维品质和思维的流畅性。如何活用归纳思维突破高考政治试题,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本文以2020年高考政治试题为例谈谈两种解题策略。     

坚持核心素养立意挖掘知识背后的学科思想方法——以《经济与社会》教材为例

挖掘教材知识背后的思想方法是新一轮课程改革与高考改革的内在需要,是培养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常用的思维方法“必然性与合理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经济与社会》教材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要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在探究式教学中,教师不能仅仅停留于对结论的引导,更应该注重对思维方法的过程引导。     

制度差异与制度创新:多元制度互动下的大湾区改革

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的制度差异如何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学界对此仍关注不足。论文基于制度主义理论,构建了"制度差异-张力-制度创新"的理论框架,以深圳前海自贸区的工程建设管理制度改革为案例,分析了制度差异推动改革创新的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的制度逻辑形塑行动主体的认知与行为,因此多元制度在互动中能够产生张力,进而激发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促使其反思、设计新的制度、采取改革行动,最终促成制度创新。中国内地与港澳的制度在"一国两制"方针下得以多元共存,制度差异在粤港澳密切互动中产生的张力是大湾区改革的创新源泉,使大湾区在国家改革与发展大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法治视阈下基层社会矛盾的多元善治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遭遇社会转型期,历史积累的问题与改革发展的问题交织,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尤在基层社会凸显。从根源上看,基层社会矛盾仍属人民内部矛盾,多为民众的利益诉求而非政治诉求。重构基层社会矛盾治理路径,规制各方行为,维护好群众合理合法权益,是为基层社会矛盾治理之首要任务。新形势下,应以法治思维为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归,培育社会组织,强化社会组织和基层部门行为以及完善基层社会自治的法治规制,从而构建多元解纷的法治机制,达成涵摄“多元、共享、参与、合作、宽容”等包容性治理元素的基层社会矛盾多元善治,从而化解社会风险,维护公正、安宁、和谐的社会秩序。     

加强疫情防控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江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法治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关键作用,通过严格管理规范性文件这一行政行为的源头,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双胜利”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困局与突破:大数据侦查发展路径

大数据侦查方兴未艾,公安机关围绕资源整合、挖掘技术和应用三大要素进行大数据侦查的开发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侦查实践呈现出侦查思维发散、侦查力量更新等转变。但由于未形成数据应用范式、结构要素未培育成熟、科技驱动力不足的因素,大数据侦查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侦查思维僵化、侦查资源统筹困难、外部依赖过高的发展瓶颈。侦查机关必须冲破思维僵局、改革侦查机制、培养公安内部大数据人才,为大数据侦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差异与成因：两大法系消极公诉权之评析——兼及我国消极公诉权之完善

消极公诉权在公诉权理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两大法系都对之作出了积极的肯定 ,并在立法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 ,两大法系对消极公诉权的规定又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由于两大法系在国家政治哲学、法律传统、诉讼理念等方面的区别而造成的。本文分析了两者的差异 ,并对我国消极公诉权的完善提出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