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注重构建有效推进机制

乡村建设需要动用公共资源,全国各地村情及农民需求差异大,要确保乡村建设取得实效,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构建一个有效的乡村建设推进机制至关重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的具体意见。     

党刊精粹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科学指南《求是》2021·03知识产权制度是近代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自英国1623年颁布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专利法《垄断法案》起,世界知识产权制度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放眼世界,凡是知识进步、经济繁荣的国家,无一不是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的国家。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推动我国应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应用基础研究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基础研究,旨在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解决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抢抓新一轮全球科技发展先机的必然要求和有力支撑。由于缺乏整体战略布局,内生动力不足和产学研一体化程度较低等原因,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偏低,应用转化率较低,缺乏顶尖创新人才和企业,制约着应用基础研究能力的提升。应从加强顶层设计,深化创新机制体制改革以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推动我国应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     

科学技术演进与知识论的超越

知识论以自然科学、伦理、艺术、神话、宗教等知识为基础,研究知识的性质、界限、来源和效力等。科学技术作为知识论重要的知识源泉,它的发展历程对知识论的超越具有重要影响。科学技术主客体的变革,不仅彰显知识边界和范围的不断扩展,而且彰显人类从自然和社会禁锢中不断得到解放的历程。科学技术的特质与同时期知识论的性质具有一致性。科学技术获得方法从科学技术领域向社会科学、社会领域不断拓展,成为知识论关注的重要领域。科学技术证实的三个因素即基础的公理、联贯的理论和谐与外在基础,被知识论肢解为基础主义、联贯论和外在主义三种证实理论。科学技术功能的演进与知识论研究目标的演进具有一定的同一性。科学技术与知识论具有多元关联性、内在逻辑性、相对独立性、历时演进性与共时并存性、科学技术和知识论与其他知识具有融合性等特性。     

邓小平关于知识产权的重要论述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论基于共享经济"软基础"的信用监管

信誉、信任和信用构成了共享经济运行结构中的"软基础",成为了消费者判断共享经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要素。共享经济的"软基础"关系到这一新经济业态的形成、运行和发展。在我国,"包容审慎"的监管策略促进了共享经济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共享经济的信用监管通过信用评估对其相关主体的未来行动能力进行判断,具有稳定、连续、可量化的特性,有助于巩固共享经济的"软基础",稳定共享经济的信用水平,能有效消除共享经济的监管歧视,还是多元主体开展合作监管的抓手,因此信用监管与共享经济有很好的契合性。为了提升共享经济的监管效能,要加强对信用监管顶层制度的设计,推广信用监管工程,更为重要的是要消除信用信息的共享壁垒,净化信用信息数据。     

法伦理学诞生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机缘

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法学与伦理学的嫁接将产生一门新的法学一法伦理学,我们说建立我国的法伦理学,并不是特意去标新立异,确实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时代所迫切需要。时代的发展使得法律成为法律,而不是道德与政治的附庸,这是法伦理学诞生的前提条件;现代法制的发展使得法律与道德相脱节并且产生“道德滑坡”,这是法伦理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法律与道德的平衡发展,“德治”与“法治”的同时并举,是法伦理学产生的理论基础与时代机缘;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与相交,产生了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地带”并形成了“共振效应”,从此,法伦理学最终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