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s Safe in the Ivory Tower: Campus Sexual Assault Policy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regula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ndling of campus 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CSGBV). Although the arc of history has bent toward establishing greater protections for victims of such violence, new proposed regulation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focuses more heavily on ensuring due process rights for students accused of CSGBV. Most recently, in November 2018, U.S. Secretary of Education, Betsy DeVos submitted a proposed rule change to the regulation of 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 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for this most recent proposed federal regulation of CSGBV and discusses the criticism of this proposal that, if it is implemented, students would become less safe in the ivory tower.     

民主生活会上怎样才能"讲真话"

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充分发挥其在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中的作用,是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迫切需要。民主生活会上不讲真话风气的蔓延,严重影响了民主生活会的质量。因此,坚持“讲真话”的要求不能放松,保护“讲真话”的措施亟待强化,督促“讲真话”的力度必须加大,回应“讲真话”的整改务必到位。     

中国在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方面所面临的新挑战--对女童和青年妇女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拐卖

人口拐卖是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重要的性别平等问题,是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方面所面临的新挑战。人口盲目流动造成被拐卖的风险,以各种形式的劳动剥削(包括性剥削)为目的拐卖问题正在中国逐渐增多,女童和青年妇女的多重脆弱性,使她们成为以劳动剥削(包括性剥削)为目的的拐卖的最大的受害者。本文针对既往在人口拐卖问题上的政策空白和认识盲区,结合对女童和女青年的多重脆弱性的分析,提出综合性的防止以劳动剥削(包括性剥削)为目的的拐卖的政策建议。     

创设利益制度是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和谐社会利益关系问题的法学思考

利益矛盾和冲突不仅是社会转型期国家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是形成不受以往制度约束的和谐环境的重要前提。本文以分析和谐社会利益制度的法律根源作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从利益博弈的机理层面上探寻利益制度形成的逻辑起点和实体条件,以及政府如何在利益群体博弈过程中作出创新性的实验安排,进而为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以及进一步提高政府执政合法性的问题提供必要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支持。     

新社会:瞿秋白的和谐社会思想研究

瞿秋白在批判旧社会、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对构建一个民主平等、能够涵养爱心和诚信、人人都能参与社会利益分配的"新社会"的向往和追求;在新俄考察期间,认识到真善美的理想社会,在于能够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回国后,提出构建未来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的理念,主张改进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对构建这一和谐新社会的途径进行了初步探索。这些认识和探索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理论遗产。     

论江泽民的和谐观

江泽民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比较系统的、以"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国际力量的和谐"为核心内容的和谐观.     

先秦儒家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先秦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孕育着传统生态文明的精华。先秦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精神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两个部分,这些思想为当代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启示。     

从婚姻历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男权的复杂性

本文考察了1949年建国前中国男权家庭中,父权与夫权的交织作用对夫妇权力关系的影响。其基本方法是跳出性别分析方法的局限,将家庭男权制度置于父系继嗣的体系中去研究,从而揭示已婚妇女在代际和夫妻权力关系方面错综复杂、起伏跌宕的婚姻历程。研究发现,在大家庭里,当父权起主导作用时,年轻夫妻均无权力,婆婆受父权的保护,受父权压迫最大的是家中儿媳。在"反哺"阶段,夫权往往用来保证男方的父母老有所养,而非完全满足男方的私利。夫妻之间,妻子通过生育子嗣和参与家庭事务逐步纳入父系体系,增强了丈夫对她们维系父系家庭的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夫权对她们的约束。本文展示了至少在中国部分的父系继嗣家庭中,当夫权遇到父权时,性别与代际权力出现多重性,易变性和内争性,从而造成夫权时强时弱,时有时无,既同父权遥相呼应,又与其发生冲突。因此,中国传统男权家庭中妇女的地位在一生中是变动不定的。中国妇女在父系家庭中的地位也只有放置于纵(父权)横(夫权)两个轴心当中,通观她们的全部生活历史才能完全展示出来。     

谨防诉讼调解过度化

鉴于诉讼调解在彻底解决纠纷、实现案结事了方面确实具有判决难以比拟的优势,诉讼调解在司法政策上得到支持,在司法实践中受到欢迎,具有足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是,我国原有制度已经为法官优先选择调解提供了充分的激励,在此基础上再大力强调调解,采取多种措施激励法官调解,有可能会造成诉讼调解过度化乃至强制化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但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司法权威,阻碍我国的法制建设,也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因此,必须谨防诉讼调解过度化现象的产生。     

以“阳光行动”促和谐警民关系的实践研究

＂阳光行动＂是社会管理的创新,是公安工作发展的新思路。＂阳光行动＂的开展,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增强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阳光行动＂的深入开展,需要社会环境的支撑,需要进一步的警务保障,需要建立＂阳光行动＂长效保障机制,需要把＂阳光行动＂和公安文化建设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