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询问检警关系探究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存在特殊性，传统检警关系模式难以有效保护被害人权益，亦难以保证侦查取证的质量。检警一体化、侦诉协作、检察引导侦查等三种检警关系模式各有优劣。结合检警关系理论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双重功能来看，应在检察引导侦查模式下明确“提出要求”和“临场监督”等具体内容。这样才能更好实现保护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与保证侦查取证质量两方面平衡。     

调适性嬗变：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实践变迁的逻辑理路与前瞻思考——一个组织行为的分析视角

监督在现代政党组织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政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从组织行为角度分析，党内监督实践演变是一个组织行为变迁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适应不同时期历史环境的变迁，党内监督实践经历了探索起步、曲折发展、全面建设和战略提升四个阶段。通过建构组织行为分析框架，发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实践呈现出调适性嬗变的逻辑理路。即为适应不同时期的组织环境，党内监督主体遵循着从自身建设向体系建构的发展规律，党内监督对象遵循着从正人向治权的更替规律，党内监督方式遵循着从运动治理向常态治理的转化规律，党内监督内容遵循着从表层逻辑向根源迭代规律。鉴往知来，立足新时代，应分别从限制与规范、惩处与预防、制度与技术三对概念思考未来党内监督实践目的、策略和方式的变革。     

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监督途径:融合与协同发展

混合所有制企业需要建立科学的权力监督体系来维护投资方利益,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实现企业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而加强党的监督工作,促进党的监督与企业其他监督系统融合与协同发展是重要途径。文章结合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实际,分析了其托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监督工作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监督的具体措施:明确各监督体系的职能定位和业务界面;实施严格的经营管理分级授权控制体系;加强企业监督体系的融合与协同管理;完善监督职能履行考核评价体系等。     

为落实“十四五”规划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十四五”时期是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一时期工作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要意义。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扣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百年党史视域中的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改革

百年来,党中央根据管党治党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推进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为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从而为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体制机制保证.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可以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属地领导、垂直领导与双重领导,其中双重领导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以属地为主的双重领导和以垂直为主的双重领导.各种领导体制面临的治理成本、负荷不一,并形塑出不同的监督执纪模式和效果,纪检监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也会随之不同.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并不断充实监督专责机关的力量、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科学认识并处理好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是百年来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与康文森无线许可有限公司确认不侵害专利权及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案

【裁判摘要】一、对于具有“禁诉令”性质的行为保全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糾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的规定予以审查,重点考察被申请人在域外法院起诉或者申请执行域外法院判决对中国诉讼的审理和执行是否会产生实质影响、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是否符合国际礼让原则等因素。     

中国纵向府际关系发展研究 ——以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

纵向府际关系作为研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财政等关系的总称,一直深刻地影响着市场与社会的发展。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基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需要,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推行了政府内部结构的改革,中国纵向府际关系经历了从弱激励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向强激励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转变的过程,并由此延伸出央地的利益博弈关系。结合此次深化改革中关于纵向府际关系调整的内容,发现目前改革的重点仍是以放权为核心,忽视了监督以及激励机制的构建,而这两项机制将是今后中国纵向府际关系调整的重要改革路径。     

民法总则民商主体界分的制度缺陷与完善思路

民法总则关于民商主体界分的整体制度设计因自然人与法人的不同而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标准，但都直接体现或隐含了“营利性目的”的内涵。民法总则民商主体界分制度在概念使用和标准贯彻上存在逻辑缺陷，进而导致实践中可能面临诸多难题。可行的完善思路是对商自然人的主体制度建构采取由基本法确立营业权和由单行法规定具体规则的方式；用“组织”作为主体概念统领“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将商组织的具体制度纳入民法典专编或者商事基本法加以规定，并且在民商主体界分时采取法律判定与事实判定相结合的模式。     

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

在我国,检察机关既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可以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也直接影响着其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继而会影响环境公益诉讼工作的进展。当前,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角色定位应当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目的保持一致,需要在两类环境公益诉讼中各有侧重。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更加突出"法律监督机关"的角色,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侧重于诉讼"原告"。     

宪法与民法典关系的四个理论问题

从宪法角度和法律三元分类角度看,民法典将基本民事主体表述为"公民"比表述为"自然人"更合适。各国宪法差异决定中国民法典表述基本民事主体不能复制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就性质而言,民事主体内部关系的内容是权利与权利,应避免使用"权力"之类术语来定义其内部组织或描述其功能。在数字化时代,民法典应着力保障在数字化背景下备受威胁的个人隐私权,促进民事主体实质性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但不宜承担公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