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清末法制改革述论

法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虽然目的在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也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     

长沙开埠与城市空间的演变（1904—1927）

1904年长沙开埠通商是近代长沙城市空间演变的开端.商埠和租界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长沙城市经济的发展,由此在清末民初形成了新的经济空间,并导致长沙城墙的拆除,出现了公园、广场、商业建筑等新式的公共空间,从而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空间形态与结构布局.     

略论戊戌维新与近代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人们开始对洋务运动进行冷静的思考。在中国，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反而使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更为沉重。戊戌维新运动就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经过反思后做出的政治选择。在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对西方科技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之洞与维新派关系探析

张之洞主张以"办洋务、开新学"为手段来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与维新派在政见主张上有相同之处,但也有明显的界限。维新派对张之洞寄予厚望,当维新运动失败,维新派就骂张之洞背叛了他们,后世学者也因循之。其实,张之洞并没有背叛维新派。     

阴影下的正当性——清末民初的律师职业与律师制度

近代中国人与西方律师制度最早发生实际接触的事例,至少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而1860年代以来更有外籍律师在中国的租界内执业,其后也不乏国人聘请外籍律师为其办理事务。晚清时期的不少报刊,亦透过其涉及律师的一些报导,在社会中扮演着观念启蒙的角色。近代中国律师职业在国法层面的正当性,直到清末正式颁行《法院编制法》(1910年)时才最终确立,而专门颁布单行法规对律师制度予以规范,则更是迟至《律师暂行章程》于民国元年(1912年)颁行之时。对晚清民初律师职业和律师制度之发展史的细致梳理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在近代中国所确立的始终只是一种"阴影下的正当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除了明清以来盛行的恶讼师形象刻画之影响外,还在于律师制度初建之时,职业准入实践方面的宽滥,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恶马害群之弊,进而影响到这一新职业的社会形象。     

谢善述：河湟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者

湟流在前，凰山在后。乐都素乃文化之乡，历来名士辈出，清末民初的谢善述为其一。从乐都凤山书院走出的谢善述，在五四运动时期。开了河湟地区白话文普及推广的先河。谈及乐都名士谢善述。我省地方文化学者李逢春先生赞誉有加．他说：“谢善述一生命运多舛．但他矢志于教育．在青海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清末怪杰”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出生于1857年的辜鸿铭一生获得过13个博上学位，他曾这样概述自己的一生：“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学贯中西的他被人称为“清末怪杰”。     

沈家本清末司法改革及其启示

作为清末变法修律的技术性官僚,沈家本提出的改革措施,可谓亘古未有,开创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先河。对沈家本修律的贡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其司法改革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思考。本文主要以司法改革为切入点,对沈家本的司法改革措施加以论述,提出对当前司法改革的启示和借鉴。     

八大处趣谈

又到春暖花开时，前往八大处踏青赏景自是不错的选择。八大处因分布着八座寺庙而得名。其最早名叫“三山”。清末民初，“三山”以存八个寺庙而称“八大刹”，俗称八大处至今。民国时八大处的面积广大：东到杏石口，西至满井村，南到虎头山南坡，北至青龙山顶的福惠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