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新时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现状与进路

当今,寻求新时代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已成为中国从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时代挑战和历史选择。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内生力量向外延展的过程,其取决于中国自身繁荣发展的制度基础、文化表征和社会景观。新时代我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进路必须以战略传播体系为底层支撑、以制度文化基础为内生力量、以核心价值观为终极指引,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五个论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在对外宣传中"讲好中国故事"。他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我们现在有底气、也有必要讲好中国故事,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梦、中国人、中华优秀文化、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要用多层次的主体、精彩精炼的载体和灵活多样的方式奏响中国故事的交响乐、大合唱。习近平关于讲好中国故事的这些论断和论述,对于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新媒介技术下中国政治传播的改变及应对

在新媒介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政治传播线上宣传的公共领域,新媒介技术成为不断推动这个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媒介技术下的政治传播格局发生改变,政治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政治传播方式更加多样,政治传播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转变传统公共政治传播观念,以新媒介技术为支撑,传播优质内容,寻求与公众的政治共识,建立公共传播与公众传播的多向互动格局,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能够对新媒介技术下政治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要求。全媒体时代,各种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既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了机遇,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诸多挑战。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节点,研究如何在全媒体时代把握机遇、抢占新型舆论阵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对于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社会的指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医院信任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公众对医院的信任则是医患信任的重要维度之一。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SNET2014、JSNET2016)追踪数据,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理性选择与地位资源、关系社会资本、社会文化、传播—涵化四种视角,探讨了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因素。研究发现:(1)收入不会造成个体医院信任的差异,但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的医院信任水平呈正向影响;(2)找关系就医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医院信任程度;(3)良好的信任文化氛围、公正平等的社会制度有助于提升医院信任;(4)媒介使用偏好与医院信任不存在明显联系。总的来说:个体应对未知风险的综合能力,对宏观制度与组织原则的可靠性感知是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