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证明观的转向与回归——以诉讼合意为视角

诉讼证明观作为贯穿于刑事诉讼证明全过程的核心概念,其既可对诸如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问题起到直接的理论指引作用,又可在刑事程序设计及制度操作细化等方面指明具体的改革方向。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客观真实论,其在强调事实的绝对客观性与时空的相对有限性之外,同样关注裁判者在证明过程中所起到的主观能动作用,即在认识论之外辅之以价值论的论证理路。由此,诉讼合意中所凸显出的诉讼平和性、一致性等特征便与客观真实论或曰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并使后者在诉讼证明问题上一跃成为指导诉讼合意理论极为重要的方法论要素之一。     

繁简分流改革视域下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研究——以N市与S市试点法院为重点

为解决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率长期低迷的问题,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将完善小额程序纳入改革的范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方式是法定适用,适用率的高低取决于法定适用的状况.法定适用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基层法院法官担心—审终审的小额程序会带来涉诉信访.在各项改革措施的综合作用下,法定适用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当事人合意适用的状况依然不理想.小额案件的金额标准大幅度提升和小额案件的程序进一步简易化后,应当更加重视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改变败诉当事人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寻求救济的做法,赋予当事人更有效的救济手段,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法官不愿意依职权适用和当事人不愿意合意适用的问题.     

要物合同之困及其出路:理论变迁的视角

中世纪以来的法学家在构建合同理论时一方面进行着体系化的尝试,另一方面继承了具有罗马法传统的要物合同制度。但在提炼合同一般理论的进程中,要物合同制度逐渐脱离了其原来的生存土壤。尽管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含义,具有鲜明个性的要物合同与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合同一般理论仍有明显冲突。要物合同的成立区别于合意主义的一般原理甚至难见容于其体系成为要物合同之困。为化解此危机,追溯其产生渊源及流变有着重要意义。     

克服行政慢作为

行政慢作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所属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对在规定时间内能完成的工作任务不抓紧完成,或找各种借口不抓紧解决能解决的问题的一种行政行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的懒政、怠政等,都是行政慢作为的表现。贯彻落实好四中全会《决定》中关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和规定,就必须克服行政慢作为。     

论域外行政优益权的制度模式

行政优益是行政合同中一种新的管理手段.由于我国对于行政优益权的研究起步较晚,理论尚不成熟,因此本文通过分析法国、德国、英美国家的行政优益权制度,从中得出启示,为我国行政优益权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刑法中脱离共同正犯关系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刑法中“脱离共同正犯关系”包括共同正犯在着手前和着手后脱离共犯关系两种情形;判例对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共同正犯,明示了不同的成立要件,一般而言,共同正犯在着手之前脱离共犯关系须有脱离的意思并被其他共犯者所了解,而在着手实行犯罪后,脱离者不仅要有脱离意思,还要求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纵观复杂的判例理由和刑法理论学说之争,大体而言,现代刑法以保护法益为其本质要求,因此立足于法益保护的因果关系切断说目前处于通说地位,脱离者要想脱离共犯关系必须消除自己行为对其他共犯者所造成的物理或心理的因果关系.对于缺失这一理论的我国而言,引入因果关系切断说建构共犯关系脱离的处罚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国情

习近平：避免合意则取、不合意则舍的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研讨班开班仪式上说，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同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