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基层干部需要这种精气神

权力小、责任大,管的面宽、干的事杂,基层干部工作之不易用“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来形容可谓形象。他们处于“凤尾鸡头”,站在“风口浪尖”,上有领导要求,下有群众期待,丁作中“苦累难”有目共睹。最近,一部名为《青云之梦》的电影真实再现了乡镇基层干部的工作现状,讲述了他们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环境整治、扫黑除恶等丁作中的苦乐、艰辛与抉择.     

让民营经济为"中国之治"贡献更多力量

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凝聚共识、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搭建平台。为此,既要激发民营企业内在动力,坚持创新增强活力;又要有外力推助,为民营企业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将青春奉献给蔡庙

我在蔡庙村已经工作30多年了,从1985年担任村干部开始,我就在想怎么能把村里建设得更好。2008年,我开始担任蔡庙村的村支书。刚上任的时候没什么信心,感觉这么多年村里的经济和环境都没什么大的改观,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2009年,渔薪镇准备建设一个美丽新农村试点。一开始,渔薪镇的试点不是我们村,后来通过我们不断地做工作,积极争取,我们村成为了试点。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经济时代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其中营商环境成为各国高度关注的重要指标。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增强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更好扩大开放。我国努力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尤其是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当前我国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不严以及行政审批效率低、司法监督机制不健全以及审判效率低、公众法治水平参差不齐以及部分市场主体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因此,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需要健全市场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以及严格依法行政、保证司法公正和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等。     

聚焦“六个环境”建设营商环境新高地

通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吉林省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和全省营商环境大会精神,以"三一三无"的"通·通办"服务品牌为理念,以"五通六办"为机制,以"十大行动、百项工程"为保障,聚焦"六个环境",着力将通化市建设成"体制顺、机制活、政策好、审批少、手续简、成本低、服务优、办事畅、效率高"的营商环境新高地,打造一方投资兴业沃土。     

回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法律成果

背景在2001年7月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前,我国基本上没有开展奥林匹克法律事务工作。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为我国完善奥林匹克法律体系,全面开展奥林匹克法律事务工作,既创造了难得机遇,也提出了急迫需求。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依法筹备和组织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包括认真履行以《奥林匹克宪章》《主办城市合同》为核心的国际承诺,及时出台了《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法规,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为成功举办奥运会、残奥会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舆论氛围。北京奥组委制定并实施了《北京奥组委工作规则》,并把开展工作作为筹办和组织奥运会、残奥会的基本原则。     

《监察法》实施中的证据衔接问题

从证据与程序的关系看,证据不仅需要与待证事实有关联,还是一种法律程序产品,是一系列法律行为后产生的某种结果。不同法律程序在程序目的、程序性质、程序保障、程序严格性等方面存在不同,上述差异影响和塑造了不同性质的证据,进而产生了证据衔接的问题。《监察法》构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程序,对公职人员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适用《监察法》及相关规定,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也面临着衔接的问题。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侦查程序相比,在规范密度、权力行使、程序保障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当前的立法框架下,要求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证据时参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助于优化监察调查的程序环境,为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有效衔接提供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