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仍需弘扬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精神

中华爱国主义早在先秦时期就在“忧道”的基础上发展起了一种忧国忧民的伦理精神。在中华爱国主义之忧患意识绵延更生的价值谱系中,湖湘文化表现出了率先垂范的角色契合和价值认同,并为弘扬这种传统注入了许多新的内容,成就了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的精神传统和伦理基因。     

涉警舆情处置与警察伦理构建

作为社会控制重要方式的法治与伦理具有一定的核心价值契合,因此在依法治国大背景下,公安机关加强警察伦理建设刻不容缓。新型警察伦理应做到有立场、有责任、有忠诚、有规范、有评价。唯其如此,才能够用以指导警察的执法实践,减少涉警舆情的产生。     

家事审判中伦理与法理的统一

家事纠纷具有较强的伦理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仅要依照法律规定,还要考虑到家庭伦理道德,将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作为审判目的。人民法院要以伦理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以伦理判断赡养义务的有无,做到法理和伦理的统一、事理和情理的统一,维护家庭伦理道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数字时代司法责任伦理之守正

在数字化浪潮下,司法活动呈现出"去责任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责任感的缺失和责任推诿的加剧,因而亟待法学界对司法责任伦理予以革新。数字技术导致司法责任消解的机理是复杂和多元的,主要源于其兼具权威性与非权威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机械性与能动性等多重面孔。当前我国司法工作中的数字技术主要被应用于证据指引系统、风险评估工具、在线诉讼平台的开发等事项上,这些领域也是司法责任伦理冲突最为激烈的场域。数字时代应当坚守人本主义司法责任伦理,准确界定机器、技术人员、系统部署者与司法官的责任框架,在拥抱技术的同时树立科学的责任观,借助数字技术建立和完善符合时代特征的司法责任体系。     

共同富裕的慈善伦理支持

作为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中有重要价值。慈善的本质是伦理的,慈善伦理通过"柔性调节"减少贫困与缩小贫富差距,支持共同富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大慈善概念立论,慈善伦理对共同富裕的支持是全面而有力的,它为共同富裕创造了公正和谐的社会环境。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理念是从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走过来的,它打上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精神标识,传统的"仁爱"理念在新时代要变革与升华。共同富裕呼唤构建21世纪中国慈善伦理理念体系,这一慈善伦理理念体系应以"新仁爱"为基本原则,包含平等、尊重等重要内容。在操作层面上,要建立动机与效果相结合基础上的"效果优先、兼顾动机""分类分层次"的方针,以有利于慈善伦理推进共同富裕的事业,并重点研究通过法治建立慈善伦理支持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可信任:人工智能伦理未来图景的一种有效描绘

可信任人工智能的构建发端于人对技术伦理旨趣的审度,可信任的存在逻辑在于人工智能创建了基于任务和基于目标信任得以产生的可能条件,并在与人类的交互之中呈现出某种关联性的信任。可信任人工智能应基于信任边界厘清的前提下,兼顾技术伦理学的通用原则和人工智能自身的技术特性,在有效监督和对技术动态的发展与应用的审慎批判中,确保人工智能向善。反观欧盟的"可信任人工智能的伦理框架",其所阐述的技术与非技术两个方面的构建路径、判别标准为可信任人工智能实现提供了有效的实践保障,但其对信任边界问题的搁置或排除则使其有效性遭遇质疑。     

外围国家的自主性模式:拉美“自主性学派”的视角

在"中心—外围"的国际体系结构中,位于体系中心的强国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掌握国际事务的主动权,而位于外围地带的弱国则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外交行为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因此,自主性成为外围国家对外政策中的核心概念。外围国家如何才能加强自主性?拉美国际关系学者围绕"自主性"这个命题,形成了强大的地区学术共同体,提出了"对抗型自主性""外围自主性""非正统自主性""投资型自主性"和"关系型自主性"这五种迥异的"自主性"观,阐述了外围国家谋求国际事务自主性的路径。"对抗型自主性"主张革命;"外围自主性"主张消极中立;"非正统自主性"主张在战略问题上与中心国家保持一致,但抓住稀缺的机会开展战略性操纵;"投资型自主性"主张以自主性为工具,追随中心国家,以便获取中心国家给予的援助或地位;"关系型自主性"则主张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网络,相互牵制,便能获得更大自主空间。本文梳理拉美"自主性学派"提出的外围国家谋求自主性的行为模式,试图建立起外围国家对外政策的初步分析框架。     

行政助力自治:对村干部“流官化”现象的一种解释

“流官化”是指村干部不再局限于由本村村民担任,而是由同一镇域内的镇村两级干部实行跨村、跨层级任职,乡村社会基础变迁背景下村干部自生秩序的断裂是“流官化”生成的内因。基层治理转型对村干部提出的专业化、技术化要求,加速其类型更替。“流官化”以行政供给村级治理主体的方式,填补了农村治理真空,重塑了正式激励机制,激发了村干部的治村动力,适应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其实质为行政助力下的自治。在当前阶段,村民自治应结合新的时代形势作出相应调适;强化乡村治理中的国家责任,依据村社自主性程度,合理调整助力方式;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村庄自主性能力。     

人类基因编辑行为治理研究

人类基因编辑作为新的社会现象,在有助于人类发展的同时,也具有非常巨大的伦理风险、技术风险、社会风险。从现实情况看,人类基因编辑的潜在风险和规制漏洞值得警惕和反思。要客观评价人类基因编辑行为,严格区分治疗与改进的不同用途,确立以治疗为目的的人类基因编辑原则,对治疗予以有条件认可,对改进予以严格禁止。要正视现有制度的不足,明确行为界限,强化主体的内在约束,进一步健全人类基因编辑的法律体系、监管体系,确保人类基因编辑既能规避各类风险,又能增进人类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