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合规在行政和解中的适用问题

作为一种带有协商性、合作性和妥协性的行政执法方式,行政和解制度在我国经过数年试验之后,已经在反垄断执法和证券监管领域得到初步确立,这对于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优化行政执法资源的配置、保障经营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恢复市场秩序,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现行的行政和解制度没有明确引入企业合规机制,除了责令企业缴纳承诺金、采取必要补救措施以外,没有提出改变企业治理结构、改造企业文化的要求,使得行政和解制度在发现和预防行政违法行为方面的作用受到削弱.未来,可以吸收欧美国家行政和解制度的理念,评估我国证券领域行政和解试验的效果,借鉴检察机关企业合规监督考察制度的成功经验,在行政执法承诺中引入合规机制,将合规承诺作为达成承诺许可协议的重要条件,将合规整改的效果作为终止行政调查的前提条件.这将是一项值得探索的重大法律改革课题.     

“互联网+”时代的自媒体与审判公开

"互联网+"时代是自媒体广泛运用的时代,审判公开也与时俱进,拥有了新的内涵,各级法院积极创新庭审公开的方式,通过微博、微信、网站等方式适时公开庭审过程。由于自媒体与传统媒介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故而在利用它进行审判公开的过程中,更要注意权衡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舆论监督权与独立审判权。但从目前现状来看,我国自媒体审判公开的技术尚未成熟,现实中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公开不及时、不主动;公开有侧重,选择性公开;等等。在自媒体带来机遇的同时,也要接受它对审判公开提出的挑战,把握基本定位,坚守一项原则,尝试创新变革,完善审判公开。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研究——结合地方关于刑事和解规定的分析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是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前提性内容。要解决这一课题,有必要充分比较分析关于刑事和解的地方规定,揭示刑事和解的内涵要义,划分适用范围的规定形式;有必要深入阐述刑事实体法关于适用范围的学理知识,确立适用范围的确定原则,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规则。应当以开放、灵活、综合的思路,根据立足价值意蕴、体现刑事政策和依照法律规定的三个确定原则,在确定规则的具体内容上实现案件范围"质"的划分与具体条件"量"的限定相统一,在确定规则的具体步骤上按"适用与排除两分法"与"范围与条件互动化"分两步走。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立法问题探究

近年来,我国新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地区恐怖主义犯罪猖獗,恐怖主义犯罪呈现出多元化、犯罪范围跨境化、犯罪手段网络化和专业化等特点。残暴的犯罪手段往往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与稳定,造成恐慌的氛围。我国对恐怖主义的犯罪立法存在不足和空白,立法条文散见刑法各个条文,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对于当前境内发生的恐怖主义犯罪未能从法律层面进行较好的规制、惩戒与预防。因此,借鉴域外立法及国际条约等成熟先进的规定和做法,对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刑事立法提出完善建议是十分必要的。     

刑事申诉公开审查启动困境及机制完善

刑事申诉公开审查制度的实行提高了申诉案件办案的透明度，在纠正冤假错案、推动司法公正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公开审查的适用率依旧偏低，启动困难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启动中存在标准模糊、缺乏强制力、配套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破解启动难的困境，应当明确启动条件、划分启动方式，在此基础上针对异地公开审查的特殊性的启动机制进行补充完善。此外，对公开审查的启动要进行必要的限制，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     

明星代言虚假金融广告行为的刑事治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催生了各类融资平台的产生。同时，平台又借助明星代言人的宣传扩展自身的业务及影响。一旦产生金融风险，将叠加明星效应，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冲击社会发展的稳定预期。通过梳理明星代言虚假金融广告的相关案例，对其逻辑动因作初步阐析，分析司法适用中存在的痛点困境，提出增加虚假广告罪主体、出台配套司法解释、完善定罪量刑标准，进而增强刑事治理的有效性。     

刑事上诉案不开庭审理之宪法学检讨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已明确将"事实之争"上诉案列为二审应开庭范围,然而二审开庭率至今仍在低位徘徊.二审法院给出的不开庭理由,竟多为早已被废弃的"事实清楚,可不开庭"之旧规.此做法不仅与刑事诉讼法立法目的相悖,在宪法层面也存在诸多弊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检察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工作监督,均是现行宪法体系下解决上诉案开庭问题的可行路径.严格司法,应确立和落实刑事案件二审一律开庭审理的改革目标.     

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