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完善路径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治理主体、治理行为、治理规范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点。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系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实施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规则，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换”出乡村振兴新气象

选人、引才的过程,也是对农村民意全面收集,对重点矛盾纠纷全面排查化解,对上届“两委”工作全面检验,对农村干部人才全面梳理的过程。破解部分乡村长期存在的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两张皮”问题,基层党组织全面引领农村党务、事务,夯实了党在农村基层执政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基层干部需要这种精气神

权力小、责任大,管的面宽、干的事杂,基层干部工作之不易用“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来形容可谓形象。他们处于“凤尾鸡头”,站在“风口浪尖”,上有领导要求,下有群众期待,丁作中“苦累难”有目共睹。最近,一部名为《青云之梦》的电影真实再现了乡镇基层干部的工作现状,讲述了他们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环境整治、扫黑除恶等丁作中的苦乐、艰辛与抉择.     

上大学不考研成了异类?

“本科阶段也没有好好学习,就学考研的几门专业课,感觉只有到了研究生,真正的人生才算开始。”西南某高校药学专业一位大三学生说。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457万,比2021年增加80万,增幅超21%;相比2017年,报考人数增加256万,增长1.27倍。沸腾中不断刷新的研究生报名总数及增量,其背后交织着素质升级的动力、“被迫营业”的压力与逃避社会的无力。     

公安情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应用研究

公安情报在公安机关的日常警务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以公安情报搜集、公安情报分析等最为突出。本文从公安情报的各项应用切入，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分析公安情报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确认身份、排查中高危风险区域、监管重点区域及人员、研判预警、辅助决策、宣传教育等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指出实践中存在数据情报不共享、更新慢、个人隐私存在泄露风险和防控存在“一刀切”现象等问题，提出统一数据标准、强化数据监管、精准搜集研判情报等应对之策，以期通过总结并进一步探索疫情防控的实战经验，为常态化疫情防控贡献力量。     

美好生活,从社区开始

社区作为城市居民生活栖息的共同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把大量人口吸纳进城市,聚集到社区,使得社区的人口密集度和事务复杂度日益提升。社区治理一下子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从拴稳狗链,到杜绝噪音扰民,从社区监控全覆盖,到缓解社区停车难,各地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惠民举措正让居民获得更好、更便捷的社区服务。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基层信息

城西区“五福”送暖,欢快过年红红的盛世太平年,红红的福字好运连。西宁市城西区兴海路街道中华巷社区为营造欢乐喜庆、文明祥和、温馨团圆的春节氛围,以“我们的节日”为契机,以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站为载体,开展“‘五福’送暖,欢快过年”主题活动。送“惠民福”,动员辖区“五级联动”党建联盟成员单位开展“微心愿”认领活动,将米、面、油、毛毯、棉衣和“春节红包”分别送到低保户、困难党员、困难群众、特殊家庭等人群家中,确保过节生活物资有保障。     

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事实、价值、困境与展望

通过加强选举监督与提供选举指导,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在推进基层民主选举与民主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我国的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也逐渐从点及面,从一个省的试点到多个省的推广、从省级一个层级的推动到省市县乡多层级的联动、从乡村独有到城乡都有,日益成熟和完善。但受制于特定阶段的认知、技术、体制等条件的制约,其在制度实践中的问题和限度也逐渐显现出来。观察广度与深度的限度、观察的独立性限度、观察的技术性限度、观察点的样本性限度、观察的持续性限度以及观察的制度化、规范化限度等,制约着其应有结构功能的发挥和拓展。因此应从法律技术、选聘技术、观察技术、考核技术、监督技术等维度推进制度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