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法PUA入罪探析——以“包某自杀案”为例

不法PUA是行为人为建立对他人的精神控制所故意实施的工具性行为以及在精神控制建立后引诱他人进行自我牺牲行为的结合，严重侵害他人法益时，成立犯罪。工具性行为存在构成非法拘禁罪、侮辱罪、强制侮辱罪、消除身份化后的虐待罪、故意杀人罪教唆犯的可能。建立精神控制后，被害人沦为行为人的工具。行为人实则支配被害人自我牺牲过程，存在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强奸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的可能。不应基于“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而阻却不法PUA者的责任。     

社会风险控制抑或个人权益保护——理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两个维度

个人信息在《民法典》中被确认为一种人格法益,在理论和立法上确立了我国个人信息的私法保护面向。个人权益保护成为构建和理解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维度和线索。由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公共目标和功能可能被个人私益保护的进路所覆盖或消解,因此有必要将社会风险控制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维度来对待。社会风险控制一直是电子化时代个人数据保护的基础性目的,它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理论和制度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动态构建作用。社会风险控制和个人权益保护两种进路在相关基础问题上出现分歧,如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基础关系、一般性保护与场景化保护以及本权与保护权的关系等。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过程中,社会风险控制进路有助于合理解读和执行法律,把握风险大小与控制措施的合理匹配,以及在平衡相关立法价值的前提下,释放信息的流动性。     

《和平与发展》常用引文注释规范

本刊一律采用当页脚注的注释形式,全文使用"每页重新编号"以及方括号"[]"格式。论文引用的文献、观点、数据或重要事实,要注明来源。对文章所引用的文献资料注释时,必须将该文献的作者名字、文献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引文所在页码等完整注明。中文注释:1.专著、译注。标注次序为:著者/编者,书名,译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时间/版次,页码。例1: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例2:[美]托马斯·谢林:《军备及其影响》,毛瑞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9页。     

基于价值链的我国动车组维修成本控制研究

高铁在中国发展超十五年,动车组成本控制行为从起初战略采购压缩购置和技术引进成本,到现在国产化制造和修程修制改革,动车组成本和技术可控性逐渐加强。随着高铁网络扩张,动车组等装备需求量增长,装备购置和维修支出持续增加。据铁道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设备更新及其他支出近1021亿元,比2015年增长了106%。当前动车组购置和维修成本所占用的资金已成为铁路企业的主要经营压力。考虑到动车组购置价与全寿命周期维修成本的比价系数在1∶1.49~1∶2.06[1],当前动车组维修成本控制是铁路企业节支降耗的重点内容。本文借鉴波特价值链思想,建立我国动车组维修企业的内部价值链模型,从降低关键成本项点消耗和增强价值项点管理协调两个维度提出了动车组维修成本控制建议,为促进我国高铁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普法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的发现和报告时限是多久?2020年1月22日,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了新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监测方案(第二版)》,该方案对“病例的发现与报告”作了明确规定: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发现符合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定义的患者时,应于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     

协助转移非法集资犯罪所得的行为定性

一、基本案情2016年年底,浙江省杭州腾信堂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信堂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某某(另案处理)出资成立一家商务咨询公司,聘请雷某某为其从事调查工作。期间,雷某某多次参观腾信堂公司,知道该公司对外公开宣传、发售外汇理财产品,从客户处吸收大量资金。2017年2月,雷某某向朱某某提供多张本人银行卡用于接收腾信堂公司的非法集资款。2017年6月至2018年1月,雷某某为获取每月1万元的好处费,配合腾信堂公司财务人员罗某某等人(另案处理)通过银行以同柜取存、取现、转账等方式协助转移非法集资款。经查,雷某某转移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共计人民币6 300余万元。另,朱某某等人实施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已查证属实。     

“礼让行人”规范的实施路径——全国首例“斑马线罚款案”评析

为了消解机动车与行人之间日益激烈的路权冲突,"礼让行人"规范的确立与实施已然成为我国很多地方政府的共同选择。最高人民法院亦发布指导案例90号,试图为全国首例"斑马线罚款案"的合法性进行背书。作为指导案例90号创新的"连续行为"理论,由于机动车交通违法信息的获取问题与"礼让行人"规范的自身特性而具有无法克服的实施困境,这意味着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无法对没有履行绝对"礼让行人"义务的机动车驾驶人进行有效的行政处罚。在法经济学上,经由侵权法的司法控制路径,而非经由安全规章的行政规制路径,更有利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第1款"礼让行人"规范的有效实施。实际上,这也正是我国一贯采取的实施路径。     

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

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处理上,存在分离模式与贯通模式两种类型。我国当前的处理方式应归入分离模式,该模式的缺陷在于,不仅教义学理论的构建缺乏刑事政策上的目标指引,而且刑事政策的运作可能突破教义学的体系性逻辑。为克服这种缺陷,我国有必要改采贯通模式,将刑事政策的目的性设定与法教义学的构建相贯通。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能够合理地解决体系的自主性与应变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使得犯罪论的构建不再以应罚性作为主导,而以需罚性作为主导,由此重塑犯罪阶层体系。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易于对法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形成冲击,并对个体自由的保障构成威胁。这样的危险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目的性思维。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即通过刑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与合宪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对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正当性控制。     

体育领域暴力恐怖活动犯罪控制路径探析

体育领域的暴力恐怖活动犯罪往往具有生成背景复杂、主体复合、形式多样、危害严重、影响深远等特征。防范和控制体育领域的恐怖活动需要发动社会各种力量并运用多元手段加以应对,而构建多层次的法律控制体系是最根本的路径。法律之外的控制路径主要指提倡绿色体育、营造纯净的体育人文环境,提升体育活动的安保规格,构筑多元化、多层次的防控力量体系,切断恐怖活动的经济来源等。应对体育领域暴力恐怖活动犯罪的法律控制路径则包括构筑严密协同的反恐法律体系和构建切实有效的司法介入路径等两个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