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重叠共识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与重叠共识思想是对于其正义理论的完善，其目的在于利用理性引导人们走向公共的善。现代社会对于理性的反叛使得人们陷入多元的、碎片化的价值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之中。在罗尔斯看来，虽然个体差异性加深了社会分歧的程度，但还是可以用公共理性搭建社会基本政治结构，从而维护社会的统一性和稳定性。社会需要人们建立共识来克服多元文化之间交流障碍，罗尔斯以公共理性为基点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共识生成机制，但是公共理性的限制分离了正义与道德，个体的正义也不能从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中寻求支撑。作为道德基础的重叠共识则表现为一种抽象的普遍性，个体的行为还是要遵循自身具体的多元价值观念，这导致了政治结构的合理化掩盖了人们日常的生活世界。     

“共同富裕社会”劳动正义的中国逻辑

劳动正义是对劳动活动及其关系的正义性检阅，是共同富裕社会实现的必然要求和价值根基。劳动的前提正义、结果正义和过程正义论证了共同富裕社会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科学性。共同富裕社会思想在马克思劳动正义理论的浸润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实践守正出新，系统回答了百年来党领导中国如何保障社会公平公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问题。新时代，共同富裕社会的实现更应坚持勤劳创新致富、优化生产关系的前提逻辑，落实维护劳动尊严、实现体面劳动的过程逻辑，保障坚持共享发展、改善民生福祉的结果逻辑。     

恩格斯早期正义观的嬗变轨迹

恩格斯早期正义观是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耙梳与厘清恩格斯早期正义观的嬗变轨迹，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通过文本考察发现，随着恩格斯生活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其正义观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嬗变过程，从最初的宗教虔诚主义到理性主义正义观，从理性主义正义观转向人本主义正义观，经由人本主义正义观最终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观。     

论人工智能时代法律正义的正当分配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面临人工智能歧视、主体自由失落和人文精神衰退等现代性困境。为此,必须从法律实用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增强主动性,重视前瞻性"未来法"的建设。传统的"个体正义"在这一时代面临挑战,人的"类本质"和人工智能的"类特性"催生出"类正义",助力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实现法律正义的正当分配迫切需要重拾正义的平等、互惠和理性等内在本质,保持开放包容心态,尊重正义观的多样性,以破解现代性难题,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数字社会治理的权利逻辑:以个人信息权为中心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社会迅速发展,促进多元主体信息交流和资讯共享,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作为数字社会公民身份的基本表征,个人信息权既是数字公民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防范和控制数字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价值追求,国家立法机关应秉持作为宪法价值核心的人格尊严进行立法,明晰个人信息权的规范内涵与保护机制;行政机关应遵循权力法定原则,严格基于法律保留、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处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应通过法律适用和司法解释对被侵犯的个人信息权提供及时司法救济,填补法律漏洞,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制度正义目标。     

城市权利的法理意蕴

城市因人民而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并确立城市存在的基础范畴,人民的城市权利则构成了城市存在的核心价值。建设改造自己和自己城市的自由是最宝贵的权利,也是迄今为止被我们忽视最多的一项权利。城市化进程中折射出的问题是公民与市民之间关于利益的多元性以及主体的多样性之间的平衡与断裂。城市权利的话语构造了城市理论以及人的尊严理论的关联耦合。法治建设的核心推动力及主战场是且只能是城市。只有在城市空间中,利益的表达、权利的聚合、自由的汇总以及社会的多元才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权利的种类和内容才有可能渐次得到更新与发展,法治的理论与实践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从文本到行动、从理念到现实的有机协调。认真对待城市权利将成为我们构筑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以及法治发展三位一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