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操弄到话语权把控:民进党对“公投”有恃无恐

公民投票,简称"公投"。"公投"在西方政治学中理解为整个国家或地区全体人民投票决定某些特定议题。"公投"被认为起源于16世纪的瑞士,后流行于美国多个州。而在深受西方政治学影响的台湾,即有法律中规定了"公投"与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是"直接民权"的表达。     

“直接证据”的迷思

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区别开来,强调前者的重要性和优越性,是一种流布甚久的普遍观念。能否进行这种区分、如何区分以及这种区分是否具有规范意义等问题,在近年来也受到了理论研究的关注。从诉讼证明的认知构造来看,"直接证据"的界说应当区分严格的理解和日常习惯的理解;无论哪一种界说,都没有多少实际的规范意义。比较而言,关于直接证据的诸种传统界说多是有问题的;近年来的论争,无论是何种论说,都未能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此方面的问题。应当放弃在日常习惯理解意义上界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的视角来制定相关证据规则的努力,注重对前者的证明力进行审查。     

谁“动”了变速箱?

纠纷背景2021年6月11曰,家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的袁某驾驶轻型厢式货车运货,途中变速箱出现故障,袁某将车开到某汽车修理部进行修理。由于该修理部没有适配的变速箱,袁某便自行在网上购买了相应型号的变速箱并直接邮寄到修理部。6月16日,修理部致电袁某变速箱已更换完毕,袁某遂将车取回。6月18日上午,袁某在驾驶货车过程中听见变速箱异响,遂开回修理部检查。     

美国对台湾军事干涉政策的形成:杜鲁门政府的战略认知及其影响(1948—1950)

台湾问题之所以自1948年开始成为杜鲁门政府密切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一个为已有研究所忽略的重要因素是,美国军方认为台湾的去向会对美国此时开始制定的未来美苏大战计划产生重大影响。但美国军方在评估台湾的战略价值时存在极大的认知问题,导致其一直不能清晰回答美国是否有必要从战略角度出发对台湾进行直接军事干涉这一重要问题,从而令杜鲁门政府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出于对美苏大战即将爆发的恐惧而作出了派驻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决定,但这一直接军事干涉行动因为缺乏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引发巨大的国际争议,并成为威胁亚太安全的真正根源。     

监察案件中法院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

《监察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监察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但是该证据能否作为最后的定案证据还需要看它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现行《监察法》并未对证据的审查制定相关细则,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完善法庭对监察证据的审查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言词证据是监察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之一,但在获取言词证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故而需要加强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应当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要建立调查人员出庭制度,重点审查被调查人口供的自愿性。     

中美贸易争端对东亚经济体的影响——基于中国出口增加值的研究

本文基于双边贸易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方法,利用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提供的数据,分析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增加值的变化趋势,并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第三国增加值的作用。研究表明,1995～2017年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来自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增加值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后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的态势,同时亚洲经济体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增加值要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增加值,表明中国不仅已经开始进行产业转移,而且对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产业的影响要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通过承接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产业转移日益融入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并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是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产业转移日显重要。因此,中美贸易争端将会给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但所谓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或者"去中国化"是不可能的。     

《法律适用》引用体例及注意事项

一、应引用已发表文献。引用未发表文献需征得相关权利人同意,并注明未发表或未出版。我国台湾地区的著作,凡未正式出版而自版的,注明“自版发行”。二、引用注释为页下脚注,引注符号使用阿拉伯数字带六角括号,例如,“〔1〕”。对全句的引用,引注符号置于句号、问号等标点之后;对句子部分内容的引用,引注符号置于该部分之后;对句中字词的直接引用,引注符号应当紧接引号,置于其他标点之前。     

群体性事件的效应分析

借助群体性事件大样本数据库的分析,系统地测量了其后果与效应。在有明确信息的群体性事件案例中,完全达成与部分达成直接目标的案例比例近6成,造成人财物伤亡和损失的案例占总数的37.43%,小部分案例导致当地政府官员受处理。还有小部分群体性事件产生了政策调整与体制创新、政法管理体制改革、民众处境改善、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等溢出效应。回归分析表明,维权行动的成败并不取决于行动者的身份差异与规模,但行动方式会影响到行动直接目标的达成,暴力的使用无助于维权行动的成功。民众"闹"得越大、越激烈和暴力化,或许给与政府限制、打击并否定其诉求以合法性。     

性贿赂的刑法规制路径

当今社会,性贿赂已然成为重要的贿赂方式,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蚀力甚至高于其他财物型贿赂。然则我国刑法并未将性贿赂纳入其规制范围,理论界对性贿赂入罪与否争论不断,实务中对性贿赂的处置方式不尽相同,这直接削弱了我国刑法对性贿赂的规制力度。应当试图跳出性贿赂入罪与否的争论漩涡,在现行刑法框架下探寻性贿赂的刑法规制路径;应当将间接性贿赂中的雇佣型性贿赂所涉赃款直接认定为受贿数额,将直接性贿赂与间接性贿赂中的指示型性贿赂直接规定为贿赂犯罪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     

国家赔偿责任的民法基础

历史上盛行国家无不法行为能力理论,据此国家不对其公务员履行职务时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公务员要自己承担赔偿责任。随着法治国家观念的确立,国家开始代替其公务员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即所谓的代位责任。也有国家确立了国家的直接赔偿责任,即自己责任。但无一例外,国家的赔偿义务均建立在民法基础上,以全额赔偿为原则。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确立了独一无二的"个人不赔,国家不全赔"的赔偿模式,偏离了赔偿法所固有的民法属性,无法良好保护受害人。而其根源则在于欠缺对国家赔偿责任的历史与本质的全面理解。有鉴于此,应尽快修订《国家赔偿法》,确立国家的全额赔偿责任,更好地服务法治国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