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幅度型或精准型量刑建议都是控辩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审判人员最终作出量刑判决的重要依据，审判人员“一般应当采纳”。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以及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也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不愿接受”或“勉强接受”精准量刑建议的情况，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功能的发挥。为解决此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性质及关系，使审判人员内心“愿意”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加强精准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意性，使审判人员经过审理后，“能够”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还需要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变更和补救问题，促进量刑公正。     

刑事司法中的规范创制行为及其规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是一个系统工程,纠正程序法层面上的侦查中心主义确属必要,但是在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创制活动”中也存在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倾向,值得警惕。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创制活动在诸多方面掣肘了法官的个案解释活动,造成了庭审虚化,背离了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国家应在规范创制活动的权力配置、审查方式等方面加以改革,以实现法制统一和个案公正的有效衔接,保证审判中心主义的全方位确立。     

足迹研判工作模式的研究探讨

为高效发挥足迹研判工作的作用,笔者对足迹研判工作模式进行了思考。对上海市、长沙市等全国先进地区进行了调查、分析,也对先进经验推广存在的困难进行了讨论,指出其困难在于领导重视和理念两个方面。最后,笔者提出了一套更适于推广的战斗小组工作模式,并对该模式中各步骤的耗时和重要性进行了评估,阐述了该模式在人力、财力、物力投入缺乏情况下的优势,旨在对足迹研判工作的推动有所裨益。     

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研究

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是行政法治实践中发生的问题，《行政诉讼法》没有作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规定，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亦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困惑。因而关于行政主体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范畴、考量标准等都没能形成比较合理和一致的看法。我们认为，主要有置换法律法规位置、混淆法律法规门类、误读法律法规条文、颠倒法律法规规制事项和曲解法律法规原则等错误适用。应将“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案件事实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当事人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行政职权对应、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与行为方式对应”等标准确定下来成为行政法规范，使行政主体在适用行政法时予以注意，并能够为人民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法定标准。     

大陆法系缺席判决制度价值取向研究——从缺席判决主义到一方辩论主义视角的考察

缺席判决制度自古罗马时即已有之,从缺席判决主义模式到一方辩论主义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缺席判决制度从纯粹作为的一种终结程序的手段和一种惩罚措施转向更加重视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公正问题,但就缺席判决制度本身而言,它是为了诉讼的效益而设。     

法官良知的价值、内涵及其养成

法官审理案件，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良知为圭臬。法官良知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八心”，即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之心,求真求实、勿冤良善之心,坚守正义、善解法意之心,惩恶扬善、保国安民之心,案结事了、息讼促和之心,真诚恻怛、哀矜裁判之心,勤奋敬业、救人水火之心,清廉如水、一尘不染之心。法官良知的养成，须遵循推己及人的判断善恶之法，养守戒慎的良知形成之法，反躬自省的矫正固化之法，形成文化的扩展推广之法。     

《民法典》中真实物权的判断标准

《民法典》物权编对真实物权设立了三种判断标准，即公示标准、事实标准和意思标准。基于绝对权的定位，通常以法定公示机制展示的物权为真实物权，此即公示标准，但这种标准并不唯一。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征收等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客观事实能成为真实物权的判断标准，此即事实标准，与该事实不符的公示是错误的，公示的权利不是真实物权。此外，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土地承包合同等当事人的合意也能成为真实物权的判断标准，此即意思标准，在不涉及第三人时，应按照意思标准而非公示标准来判断真实物权。     

暗香浮动:双重反致的伦理密码

追求判决一致是冲突法的古典抱负,传统反致之创设即服务于此一功效。拉塞尔开创双重反致先例之时并未释明其动机与理由。两种正相反对的解释路向彼此既不能证伪复又和谐兼容于双重反致,这表明应从第三维度即回归冲突法寻求判决一致之古典使命来解读其伦理取向。双重反致的生命力在于其能够为只能实现判决相对一致的传统反致所不能担保的判决绝对一致之目标提供绝对保证,精确致达冲突法之意向。判决一致本身不体现伦理深度,其实现方式才体现伦理深度。传统反致的相对性在于他律,双重反致的绝对性则得益于自律。立足于自律之上的双重反致移情换位于外国法院之立场,散发出为他人的伦理暗香。为他人的脆弱性及其可能走向的为难他人的背反结局使其危机再现。对我意识的终极溯源揭示了他人就是上帝的本体论结构,逃脱上帝的不可能性是对为他人伦理及作为其技术表达的双重反致之伦理困境及伦理密码的辩证破解。     

从判决书看缓刑的适用

刑事司法政策、缓刑制度功能、刑法条文规定、犯罪案件类型及被告人自身情况等都是影响缓刑适用的因素。从判决书反映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基层法院还是中级法院,故意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缓刑适用率都相对较高,财产类犯罪案件则较少适用。在实践中,缓刑的适用主要存在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不准,缓刑监督考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可以考虑从这两方面入手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