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道德救世思潮的历史考察

清末民初的道德救世思潮并非某个阶级、阶层的思想意识,而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它大致经历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国初期三个时期。此一思潮以人为主体,主要围绕道德思维、道德理想、道德精神、道德责任、道德判断、道德选择、道德实践等方面展开。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近代志士仁人献身经邦济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精神武器。     

清末民事习惯调查与《大清民律草案》的编纂

有关资料表明,在清末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虽然立法者极为重视本国民事习惯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将本国民事习惯采纳为成文法。从宣统三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来看,本国民事习惯几乎没有对编纂民律草案产生直接影响。     

清末法制改革述论

法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它虽然目的在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也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的法律思想和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     

论清末的法律近代化

清末的法律近代化是指法律具有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法律的立法精神与特点。清末的法律近代化集中表现为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生活领域相继制订或颁行了一系列具有向近代国家转型性质的法律、法规和章程。从整体上来看 ,这些法律法规具有系统性、模仿性等特征。尽管清末的法律近代化结果是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二律背反 ,但它在推动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向前发展仍然起了积极的作用 ,对民国时期的立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长沙开埠与城市空间的演变（1904—1927）

1904年长沙开埠通商是近代长沙城市空间演变的开端.商埠和租界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长沙城市经济的发展,由此在清末民初形成了新的经济空间,并导致长沙城墙的拆除,出现了公园、广场、商业建筑等新式的公共空间,从而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空间形态与结构布局.     

阴影下的正当性——清末民初的律师职业与律师制度

近代中国人与西方律师制度最早发生实际接触的事例,至少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而1860年代以来更有外籍律师在中国的租界内执业,其后也不乏国人聘请外籍律师为其办理事务。晚清时期的不少报刊,亦透过其涉及律师的一些报导,在社会中扮演着观念启蒙的角色。近代中国律师职业在国法层面的正当性,直到清末正式颁行《法院编制法》(1910年)时才最终确立,而专门颁布单行法规对律师制度予以规范,则更是迟至《律师暂行章程》于民国元年(1912年)颁行之时。对晚清民初律师职业和律师制度之发展史的细致梳理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在近代中国所确立的始终只是一种"阴影下的正当性"。而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除了明清以来盛行的恶讼师形象刻画之影响外,还在于律师制度初建之时,职业准入实践方面的宽滥,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恶马害群之弊,进而影响到这一新职业的社会形象。     

谢善述：河湟白话文运动的先行者

湟流在前，凰山在后。乐都素乃文化之乡，历来名士辈出，清末民初的谢善述为其一。从乐都凤山书院走出的谢善述，在五四运动时期。开了河湟地区白话文普及推广的先河。谈及乐都名士谢善述。我省地方文化学者李逢春先生赞誉有加．他说：“谢善述一生命运多舛．但他矢志于教育．在青海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清末怪杰”辜鸿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出生于1857年的辜鸿铭一生获得过13个博上学位，他曾这样概述自己的一生：“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在民国时期，辜鸿铭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学贯中西的他被人称为“清末怪杰”。     

沈家本清末司法改革及其启示

作为清末变法修律的技术性官僚,沈家本提出的改革措施,可谓亘古未有,开创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先河。对沈家本修律的贡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其司法改革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思考。本文主要以司法改革为切入点,对沈家本的司法改革措施加以论述,提出对当前司法改革的启示和借鉴。     

八大处趣谈

又到春暖花开时，前往八大处踏青赏景自是不错的选择。八大处因分布着八座寺庙而得名。其最早名叫“三山”。清末民初，“三山”以存八个寺庙而称“八大刹”，俗称八大处至今。民国时八大处的面积广大：东到杏石口，西至满井村，南到虎头山南坡，北至青龙山顶的福惠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