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天主教中的传统主义

1962—1965年期间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以下简称“梵二”)导致罗马天主教内部出现严重的分裂,传统主义者指责教廷“变节”和“不公正”,已经向“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投降,并且正在“摧毁”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传统主义的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对抗常常被媒体描绘成一个旨在挽救“旧弥撒”的怀旧运动。①尽管媒体如此轻描淡写,但事实上这一冲突的性质复杂且深刻———既是对“梵二”的意义和有效性的挑战,也是对定义天主教性质的权力和权威的挑战。同时,“传统主义”也是一种抗议,抗议天主教迷失自己…     

17世纪法国和暹罗邦交过程中的巴黎外方传教会

法兰西第一殖民帝国的势力在17世纪80年代曾扩展至阿瑜陀耶王朝统治下的暹罗,一个隶属于罗马教廷的法国天主教传教组织于17世纪中叶最早抵达暹罗,它的全名叫巴黎外方传教会,这个组织的传教士开拓并且引领两国邦交,不过由于暹罗纳莱王身边的宠臣华尔康以及耶稣会士塔查尔的介入使得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两国结盟谈判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致使法国当局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因而鲁莽出兵暹罗,最终导致1688年的暹罗政变使得除巴黎外方传教会以外所有法国人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都被驱逐出去。     

1949年以来中梵关系变化三阶段

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和全球天主教中心的梵蒂冈,二者的关系颇有特殊性。对其讨论,在天主教人士中间和宗教学界,尤其在国外和港台地区也一直不绝于耳。其实,中国和罗马教廷早在13世纪初就开始了使节往来。可是,17和18世纪     

满铁的情报机构与伪满洲国的建立

满铁情报机构的努力,在伪满洲国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调查课与关东军合作,具体策划了伪满洲国的成立;经调会替伪满政权立案,进行政策起草和项目调查;满铁弘报系、放映班、右翼社团组织则为伪满洲国建立进行舆论造势。     

核危机笼罩下的朝鲜国内经济改革

如何维持生存、寻找回生之路,这是朝鲜当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近几年,朝鲜当局在对外继续采用强硬方式以确保其政权稳定和体制延续的同时,对内采取了有限的改革措施,以解决国内经济恢复与发展的问题.文章对朝鲜当局在国内改革问题上的认识变化、新一轮改革的特点以及今后所面临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伪满的商租权整理

1915年《中日民四条约》签订后,日本依据商租权条款在中国东北投资设厂,结果遭到历届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强烈抵抗。为维护"满蒙利益",日本最终全面入侵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1932年以后,为彻底解决在中国东北的土地权益问题,日本开始整理"商租权"。在此过程中,日本人的土地掠夺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半数以上的商租权转化为伪满洲国《民法》上的所有权。本文分析了商租权整理的条约依据、国内法依据以及进行的程序,揭露了商租权整理的殖民主义实质。     

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

当＂万国公法＂在近代日本逐渐为＂公法＂及＂国际法＂概念替换之际,美国人为了达成＂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而寻求同盟时,向日本人提出了伸张＂亚洲门罗主义＂的建议。这一建议暗合了日本的扩张意图,为日本不断利用＂公法＂张扬＂亚洲门罗主义＂提供了口实。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初成立的伪满洲国是这一建议带来的最大成果。然而,在伪满洲国承认问题上,＂亚洲门罗主义＂达到顶峰的同时又背离了＂公法＂。     

沦陷时期的辅仁

先父董克超早年在辅仁大学执教(1938年——1949年)。我年幼时多次聆听父亲讲述老辅仁的轶闻旧事,至今记忆犹新。现把辅仁在沦陷时期的情况,整理杂忆数则: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7月底北平沦陷。在北平的许多名校(北大、清华等)纷纷南迁组建"西南联大"。留在北平的学校则被日伪当局接管。唯有辅仁、燕京两校借重罗马天主教的势力,未被日伪当局控制,得以维持延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法理”思辨

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原因概在于西方列强于伪满洲国的承认问题上投了反对票。日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国际组织的强有力冲击。简言之,在日本侵略野心急剧膨胀的时段,国际联盟约束力的缺失与公法强制力的丧失,使得日本巧妙利用公法为一己之私服务,给今天的学界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思考。     

伪满洲国“地方自治”的虚伪性——以特别市与市制为中心的考察

为了标榜殖民统治的正当性,日本侵略者刻意鼓吹在伪满洲国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在实行的特别市和市制中,设置了"自治委员会"和"咨议会"等议决和咨询机关,为其蒙上了一层"进步"的色彩。然而当我们深入对其进行考察后发现,伪满洲国所设计的"地方自治"充满了虚伪性,它无法掩盖日本侵略者对伪满洲国统治的侵略本质。     

伪满洲国的街村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出于治安上的需要,日本侵略者在地方基层实行保甲制度,通过组织反动保卫团、实行连坐制度等,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其所需经费以强征所谓的保甲费为支撑。1937年后,由于伪满洲国的主要任务向"国家建设"转变,对于基层地方,发布街制和村制,仿照日本基层的町村制度实行所谓的"地方自治",并制定了统一的街村财政税收制度。但是街村制度并没有脱离保甲制度的藩篱,也没有真正为中国东北基层地方带来自治的福音,不过是对中国东北基层进行侵略和掠夺的变形而已。     

伪满洲国初期的对外贸易

20世纪初至1930年,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满政府倚仗日本关东军,强行侵占了我国东北各地海关。中国东北地区长期出超的局面在1933年反转,并且入超额出现扩大趋势。伪满政权极力促进所谓的"日满一体化",使得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更加向对日贸易集中。随着列强的经济利益争夺日趋白热化,伪满洲国逐渐步入统制贸易之途。     

“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始末

本文介绍了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的发展历程、代表性发输配电设施、伪满洲国覆灭时的状况。纵观"满电"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既是高度垄断的电力生产、管理机构,也是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东北的重要工具。     

伪满洲国的县级地方财政

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县成为日本侵略者统治的重点,鼓吹实行县的"自治"。对于县级地方财政,通过建立以日本人为主体的税务监督署,牢牢控制了地方征税机关。在进行国税与地方税分离的同时,进行税制整理,并建立预算决算制度,通过改变旧军阀的"包办"财政,实现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1935年《地方税法》发布,初步理顺了地方财政。1936年省地方费设立,蚕食了县市的财源,使本来便脆弱不堪的县级地方财政受到沉重打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亦建立战时体制,为此迫切要求县市实现财政自立,1940年再次对县级财政进行改革。日本侵略者通过对县级地方财政的掌控,实现了对中国东北地方的侵略和掠夺。     

佐藤大四郎与《满洲评论》——中国东北农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佐藤大四郎是伪满洲国时期时事评论周刊《满洲评论》的主要编辑之一,也是这一时期在华活跃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橘朴的"新重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佐藤先后赴绥化开展了一系列的农村实地考察与调研,推出了东北农村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有些至今在日本学界仍享有广泛声誉。本文梳理了佐藤对橘朴理论的承继与发扬,结合东北农村运动的实践,勾勒了他的人生与《满洲评论》的情缘。     

伪满《组织法》解析

伪满洲国成立后很快构筑了基本法体系。伪满基本法中,规定政府机关职能及其相互关系的《组织法》处于核心地位。本文重点分析了《组织法》对傀儡政权的政治设计。作者认为:日本殖民者设置"参议府"是为了防止立法权和行政权出现独立的倾向;虽然《组织法》包含着权力分立的原则,但实际上立法权、监察权均是行政权的点缀;伪满政权立法迅速,但并不周详,《组织法》的个别条款存在混乱和矛盾。     

伪满洲国日本人移民用地征购政策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便不失时机地向中国东北大规模推行日本人农业移民,以达到土地和人口的占领,进而实现长期霸占的目的。为此日本关东军等有关侵略机构便煞费苦心炮制了一系列日本农业移民用地取得的方针、政策,并以军事为后盾,对中国东北的土地进行疯狂的强行"征用"、"收买"和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东亚协同体论”与伪满“建国精神”

"七七"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同时,加大了思想文化上的侵略力度。战争期流行的"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为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殖民扩张而制造的侵略理论。与伪满"建国精神"相比,这一文化渗透方式更加暧昧、更加隐蔽。从思想的内部关联看,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同质性。     

伪满洲国的法律文本与人权实态

伪满成立后,颁布了殖民史上独一无二的《人权保障法》。通过对法律文本的解读,本文批驳了日本右翼史学家美化《人权保障法》的观点,还以结社权和通信自由为例,揭示了日本殖民统治下人权实态与法律规定的严重背离。可以说,伪满洲国任何冠冕堂皇的法律文本都掩盖不了三千万东北同胞生存权受到根本威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