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新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进步与不足

技术侦查措施与公民的人身权利密切相关,因此无论何时都要严格遵守相关的使用程序,坚决杜绝越权使用和滥用等现象,无论是确定使用对象或是批准使用权限,这其中的每一项措施都要有合适的实施方式和期限,都要严格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进行,所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法律上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规范是我姑刑事诉讼法的一大进步,其进步之处在于体现了重罪原则、人权保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以及必要性原则,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当前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存在概念不清晰、条件范围不明确等方面的不足。     

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之制度构建

职务犯罪日益呈现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态势,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已难以适应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需要.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但该规定过于原则,亟需我们对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它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所获材料的管理、救济途径等方面作出严格的规定.     

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针对检察机关的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使用中存在适用对象不全面或超范围追诉,在执行中存在刚性不足,落实不到位,在程序上也缺乏明晰统一的规定,对侦查机关的异议没有设定救济程序等方面的问题,本文提出解决方法一要准确理解法律原意,明确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的适用对象和范围,二要完善后续保障措施,确保追诉效果。     

现代侦查的法治原则

现代侦查是法治侦查，应遵循刑事法治、程序法治和警察法治的一些基本原则。其中，适用于宪法和基本法律的一般性原则包括：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程序法定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等；适用于侦查程序和侦查活动的具体性原则包括：任意侦查原则、强制侦查法定原则、适度公开原则、侦查有效原则等。     

论职务犯罪的特殊侦查

在职务犯罪中使用特殊侦查，是因应当前此类犯罪复杂性的应然之举，符合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非绝对性特征且服膺于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和避免紧急危难的社会实际，也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所认可。规范特殊侦查行为应该明确遵守程序法定原则、审查和监督原则、比例原则、保密原则等，并就实际侦查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与此同时，还应赋予相对人一定的救济权利。     

比较法视野中的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早已得到适用,但"可做不可说",极具神秘化。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其增设为一种法定侦查行为,并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了规制,这有利于防止其滥用而侵犯侦查相对人的基本人权。但从比较法视角进行审视,许多规定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犯罪侦查的影响

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次修改,作为现代司法制度重要内容的程序法定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论取证主体是控方还是辩方,都应适用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定侦查措施落后且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对现代先进侦查措施与程序法定、排除规则实现同步法定化。     

浅议技术侦查措施实施的必要性及审批程序的构建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对技术侦查进行了明确的规定。第148条第三款内容分别就公安机关管辖的严重危害社会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以及追捕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情形进行了立法规范。其适用条件是"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相对来说,比较笼统而原则。为加强对侦查行为的规范及其制约,应在研究技术侦查措施适用必要性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和完善对应的审批程序。     

论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与人权保障之平衡——以与国外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比较研究为视角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对于检察机关适用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做以明确规定,但是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通过以与国外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比较研究为视角,在借鉴国外关于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法律规定和侦查实践的基础上,应注意四个平衡点的把握:首先,在基本概念方面应做到对于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内涵外延的明确;其次,在实体审查方面应注重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条件的严格;再次,在执行程序方面应确保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过程的正当;最后,在公民权利方面应保障公民私人权利救济的实现,从而以求最大限度地达到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与人权保障之平衡。     

从抓捕的滥用看法定侦查到案措施的缺陷

相对于法定的传唤、拘传、拘留、逮捕等侦查到案措施而言,非法定的口头传唤、留置、抓捕等侦查措施在实际公安工作中使用得更为广泛。审批程序耗时和到案期限紧张造成法定到案措施适用率低下。与之相比,非法定侦查措施具有适用条件灵活、使用机制简便的优点,但也有权力滥用、不当限制权利的倾向。本着坚持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原则,法定侦查到案措施的完善应当整合二者的优势,结合公安工作实际,建立一个协调一致、适用灵活的到案措施体系。     

论我国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制度构建

《侵权责任法》仍未解决我国医疗鉴定体制的二元化问题。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法医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法医鉴定模式并不比医学会鉴定模式优越。在专业技术问题的判断上,日本、德国、荷兰、美国的医疗损害鉴定模式都采同行评价的原则。构建我国医疗损害技术鉴定制度应坚持充分利用现有鉴定资源、尽可能融合当前两种鉴定的优点、法律问题与技术问题分离的宏观理念,并坚持公开、救济、辩论、鉴定专家半职业化、鉴定方法科学和法律指导的基本原则。在制度的具体构建上,鉴定名称应选择医疗损害鉴定或医疗损害技术鉴定;新的鉴定机构应在现有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并要求法医专家参与。调整鉴定专家来源、专家鉴定组和鉴定专家库组成,完善鉴定程序,确定鉴定理论、鉴定方法．明确鉴定原则,扩充医疗：愤害技术鉴定的内容;也可以借鉴日本的鉴定模式,由医学会建立专家库,由法院启动、组织鉴定。     

程序正义视阈中的我国侦查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所包含的程序公正性与合理性的标准,实际上构成了人们所公认的程序正义理念的最基本内容。具有现代性的中国侦查程序理念并非都是本土资源自然生长的结果,但如果对西方现代侦查程序理念进行＂照搬式＂的移植,会使我国侦查程序成为诉讼诸多＂病灶＂的集中地之一。因此,应从侦查程序正义理念的基本价值为起点,在剖析我国侦查程序现状与缺陷的基础上,对未来侦查程序的构建提出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权利的救济和获得救济的权利——救济权的法理阐释

救济权是基本的法律术语，但是与人们对救济权这一名词的高度熟悉和救济权在法律中的基础性地位形成对照的是，对救济权的专门研究很少，甚至迄今为止，关于救济权的为数不多的概念界定仍然是模糊不清或带有浓重的部门法色彩的。基于救济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对其依基本法理作出阐释，以明晰其确切所指和作为一种人权的基本属性，从而为救济权保护的理论模式和制度设计给出基本的理论前提。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与法律监督

不需要得到相对人自愿配合而直接实施的侦查措施为强制性侦查措施。强制性侦查措施具有正当性，同时也具有侵害公民基本权益的弊端。为避免或减轻强制性侦查措施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需要通过法律规范强制性侦查措施，同时需要加强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目前我国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严重不足，对于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局限于对逮捕等强制措施适用的监督，对搜查、扣押、冻结等大量强制性侦查措施尚未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强化对于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需要通过立法完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体系，同时也有赖于检察机关改革、优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     

Expediency,Legitim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 Systems Perspective on Civil/Criminal Procedural Hybrids

In recent years an increasing quantity of UK legislation has introduced blended or ‘hybridised’ procedures that blur the previously clear demarcation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legal processes, typically on the grounds of normatively-motivated political expedienc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instances of procedural hybridisation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at, first, the reliance upon civil law measures to remedy criminal law infractions can raise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second, that such instrumental criminal justice strategies deliberately circumvent the enhanced procedural protect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By conceptualising the rule of law as a structural coupling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s, and due process rights as necessary and self-imposed limitations upon systemic operations, this paper employs a systems-theoretical approach to critique this balancing act between expediency and principle, and queries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legislation contravening the rule of law can be said to lack legitimacy.     

《行政强制法》的基本原则和行政强制设定权研究

《行政强制法》设计和体现的行政强制基本原则共有六项：平衡原则、比例原则、行政强制法定原则、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救济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既指导该法整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具体法律规则的制定,也将在该法正式施行后指导执法者对该法所确立的规范和制度的实施。《行政强制法》遵循平衡原则、比例原则和行政强制法定原则的要求,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强制设定权进行了科学的配置,此种科学配置有利于最大限度保障行政强制法立法目的的有效实现。     

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面对日益严峻的犯罪形势和国家安全状况,技术侦查被认为是目前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的最有效措施之一,也是侦查实践中广泛采用的新型手段.然而,技术侦查的法律规范却与侦查实践需要极不相称,有许多问题都有待于法律规制.在法治化的界域内,具有侵犯性特征的技术侦查不仅应当体现程序正当性,还要实现技术侦查措施有效性与合法性的平衡.     

网络搜查及其规制研究

网络犯罪借助现代科技,使得传统侦查手段难以应付,而网络留痕的技术特征使实施网络搜查打击犯罪成为可能。实践中的网络搜查包括网络通信审查、"黑客行为"、植入计算机"病毒"、利用后门程序等类型,具有专业技术性、远程非接触性、受客观条件限制小、高度封闭性和秘密性等特征,可能给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造成威胁。为实现网络搜查的依法运行,应明确其本质属性仍为搜查,需遵循搜查之原则,如强制侦查法定原则、比例原则、令状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根据此种属性和原则,可以通过限制网络搜查的适用案件类型、程序启动的证明标准,明确司法审查机制和实施程序,实现对我国网络搜查制度的合理规制。     

论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一般法律原则的借鉴与发展

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法的渊源,在具体内容和适用上颇有异议,但在最新的国际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其内涵已经逐渐明确。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适用了国内法理的一般原则,凸显了一般法律原则的法源意义。我国的涉外司法实践应当关注国际司法实践的发展,并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     

知识产权诉讼中技术调查官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以技术调查意见为视角

技术调查官制度是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中查明技术事实的重要制度.技术调查官根据法官的指令参与诉讼审理的全过程并对查明的技术事实出具技术调查意见.由于我国的现行规定存在局限性,导致技术调查意见在司法实践的适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比如适用范围的界定不清、适用程序中是否公开以及具体适用方式等问题.为了有效规范技术调查意见的具体适用...